在《论语》当中还有另外一章，“先进第十一篇”第十六章，“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也显示出孔老夫子对原则的把握，而且对于学生严厉的要求。当时鲁国三家专权，权力最大的是季氏家族。当时是季康子当政，季氏家权力很大，拥有很多的土地，甚至比当时周朝初年周公还要富有（周公是鲁国的始祖），所以“季氏富于周公”。可是季氏还感觉到不满足，还在不断的敛财。在孔子弟子当中有一个很能干的人叫冉求，冉求当时做了季氏的家臣。冉求办政事非常行，当时他为季氏敛财，“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还在不断的增加季氏家族的财富。这个是孔子看起来非常不满意，因为季氏家不断的壮大，恰恰显示了鲁国国君的衰弱。这是使得季氏能够更加的嚣张，更加没有把鲁君放在眼里，而且聚敛财富意味著让老百姓收入相对就减少了。所以，孔子推行仁政，很反对国君或者是大夫自己聚敛。在《礼记·大学篇》里面也这么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一个家族、一个国家，养了一个聚敛之臣，他很能够敛财，很能够增加财富，靠税收把人民百姓的钱聚敛到上位者手中，这种人还不如一个盗臣，盗臣是偷窃国家财物的人。为什么？因为聚敛之臣，往往让国家失掉民心，这比盗臣所做的更为严重。所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上位的人如果不断的聚敛财富，民心就涣散了；假如能够散财，能够降低税收，让人民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人民就能够向著这个上位的人，民心就聚合了。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所以孔老夫子在这里非常严厉的批评冉求，他说冉求，“非吾徒也”，不是我的弟子了，把他逐出师门。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小子是孔子对其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大家可以击鼓来攻之，就是声讨冉求。这击鼓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一敲鼓就是公开的声讨。

 

　　孔子为什么斥责冉求这么严重？实际上他还有个用意，那就是斥责季氏，斥责季康子。但是孔老夫子比较厚道，季氏做为一国的大夫，不能够公开的声讨，还要给他一面子，所以孔子通过斥责自己的弟子来斥责季康子。冉求在这里也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就是他要接受夫子的斥责。《弟子规》上讲“父母责，须顺承”，老师责，当然也要须顺承，这样一顺承的话，也就能成就老师的教化。如果冉求当时不服气，他说，“这是季康子，是他的指令，他要聚敛财富，我只是做他的家臣，我听命于他”，这样就达不到教化的效果了。更何况当时冉求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当时农民都丰收，丰收之后加一点税其实对农民影响也不大。但是孔子仍然反对，因为这有违于仁政的思想。而且农民丰收了，应该让农民、让百姓得到更多一些，百姓富足了，国家当然也就富足了。所以孔子在这里斥责冉求，当然也是责备他没有很好的劝化季康子，当然季康子也是很难劝化过来的。孔子因冉求而树立出正确的一个做法，让后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