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视了人的道德教育，有三个问题不可解决。

　

第一，难以防患于未然。

　

中国古人强调以礼治国。礼相对于法而言，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防患于未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礼和法的区别了。《鹖冠子》记载，扁鹊的两个哥哥也是神医。他的大哥医术最高明，在病隐伏未发的时候就可以对治，所以病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病，因而他的名声只有病人家里的人知道。他的二哥医术其次，在病人的病有小小的征兆时就给以对症医治，所以他的名声在病人的邻里相传。

 

扁鹊的医术最差，但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诸侯国。他是等人已经病入膏肓了，不得不采取一些大的手段，比如把他的血脉切开、进行针灸，再给他吃一些有副作用的汤药，三下五除二把他从死亡在线拽回来。尽管大家看了，都说扁鹊真是妙手回春，能够起死复生，但假如做到防患于未然，那么病人就不会病入膏肓了。所以说扁鹊自认为在他们兄弟之中自己的医术最差。

 

古人说：“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法律可以把犯罪的人处以刑罚、关进监狱，把CEO判处一百六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可是一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却毁于一旦，无可挽救了。然而，礼义的教化、伦理道德的教育却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让消极结果根本不会发生。

　

第二，会导致人“免而无耻”。

 

孔老夫子在《论语》上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各种各样的政令条款来引导人们，触犯了就给他们以刑法的处罚。这个时候，人们会因为惧怕处罚不去做坏事。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当他想方设法地能够免于法律的制裁时，仍然会做坏事，并认为这是自己聪明智慧的表现。

 

现代西方社会，很多年轻人不再相信宗教了，宗教道德教化失灵了，而它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进行安排的，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是指没有触犯法律的不道德的行为，比如说邻里纠纷、青少年倚强凌弱，青少年吸毒、酗酒、卖淫等等。孩子年纪很小，达不到法律制裁的标准，但是这些现象已经非常普遍，对社会和谐造成了危害。这些现象是靠法律的健全、监督机制的完善没有办法解决的。

 

《盐铁论》上有这样一句话：“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一句话就把法律的局限性指出来了。法律能够把犯罪的人判处刑罚，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廉洁之心，也能把犯罪的人杀掉，但是培养不出一个人的仁爱之心。

　

《淮南子》说得更加具体。它说：“无法不可以为治也”。如果你没有法制，没有监督机制，没有这些规则，那肯定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如果一个人没有礼义廉耻，他就没有办法去推行这个法律、制度和规则。“法能杀不孝者，而不能使人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为伯夷之廉。

 

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法律确实能够把不孝的人处死，但是不能够培养出像孔子、曾子那样有高尚德行的人。法律也能够把偷盗的人判处刑罚的处分，但不能够使人培养出像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节操。孔老夫子培养的徒弟三千多人，每一个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做社会大众的表率。这是靠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是教育成就的。

 

第三，会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我们的法令条款、规章制度一天比一天多，一天比一天具体。比如，食品安全出了问题，就有《食品安全法》；酒后驾车的人多了，就有酒后驾车的处罚条例。只要有什么问题出现，就有一个什么法规，所以法律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密。但是社会因此安定和谐了吗？恰恰相反，违法乱纪的人却越来越多。《食品安全处罚条例》出台以后，旧的食品安全问题好像没有因此得以遏制，结果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又出现了。西方也是，它的法律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具体、更加健全，监控的手段技术也越来越发达。但是怎么样呢？几乎每一天都能听到有盗窃案、抢劫案、校园枪击案等发生。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忽视了人心的治理。

 

所以《袁子正书》说：“不能止民恶心，而欲以刀锯禁其外，虽日刑人于市，不能制也。”你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人的良心都泯灭了，为了一点点的金钱，可以不顾别人的生命安全，而仅仅以刀锯刑罚的处分给他判处死刑，即使你每一天都在外面执行死刑，也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

 

反观我们现在，反腐的力度越来越强，反腐的决心也是越来越强，惩治的贪官的位置却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却越来越巨大。什么原因？我们是在枝节上做文章、制度上做文章，而人的心还是贪欲膨胀。不能制止人们作奸犯科的心，你再怎么重的刑罚也没用。

 

《汉书》记载，如果你重视法令的严苛而不重视人心的治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愈甚无益也。”法律条文刚一颁布，命令刚一下达，奸诈的行为、欺诈的行为就不断出现。人们想方设法地逃避法律的制裁，逃避制度的惩罚，结果就像以汤止沸、以薪救火，只会使事态越来越严重。

 

假如重视道德的建设、道德的教育、人心的治理，而制度不是很完善，能不能够制止作奸犯科的事发生呢？《史记》记载，汉朝兴起之后，把秦朝的严刑峻法都破除，力求宽宥；把那些过分雕琢的东西都废除，力求质朴。当时的法网疏忽得都可以把吞舟之鱼给漏掉。但是怎么样呢？“吏治烝烝，不至于奸。”官员的道德素质是蒸蒸日上，没有人作奸犯科，黎民百姓被治理得很好，生活非常安定。

 

由此观之，“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现在腐败的原因是什么呢？法律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是一方面，但是人心坏了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根本原因。《汉书》记载：“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让使用严刑峻法的官吏来治理国家，还盼望使道德教化普盖四海，是很难达到的。“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古代的圣王都是以道德教育作为治国的首要任务，在国家设立太学，教导于国都；在乡镇设立庠序（“庠序”就是乡镇的学校），来教化于乡间。“教化以明”，就是人人都懂得“五伦”、“八德”的道理。“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都明白做人的道理，社会的好风气就形成了。

 

《史记》记载了历史上曾出现的三种不同层次的管理。西门豹在治理邺县的时候，法律特别的严苛，百姓被吓得战战兢兢，没有人敢触犯法律，所以他的治理达到了百姓“不敢欺”的境界。子产在治理郑国的时候，把法律监督机制设置得很严密、很合理，百姓想欺骗他都做不到，所以子产的治理做到了百姓“不能欺”。但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贱在治理单父的时候，他把仁义忠恕全都贯穿在管理之中，“爱

民如子，视民如伤”，达到了百姓“不忍欺”的境界。我们反对腐败，不仅要追求“不敢欺”、“不能欺”的境界，更要追求“不忍欺”、“不愿欺”的境界。

 

《春秋左氏传》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国家之所以兴盛，是把人民（也包括官员）看作受伤的病人来加以体恤、加以关爱。如果人民犯错，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儿女犯错一样，想方设法地去挽救他、帮助他。这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国家为什么灭亡呢？就是把人民视为泥土和小草一样的低贱，可以随意地践踏，这是一个国家的祸患之所在。

 

所以严刑峻法，它确实对反腐败很有效果，但是治标不治本，仅仅让人们不敢去腐败，而不是从心底不愿意去腐败。如何能让人们从心底不愿意去腐败呢？那就要治理人心。中国古人是靠教育来达到治理人心的效果。《论语》云：“不教而杀谓之虐。”在反腐败的过程中，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没有教导他做人的道理，没有培养起他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意识，还把他的欲望都引导出来，结果他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去贪污腐败，因为贪污腐败，把他处以刑罚。这叫什么呢？这个叫虐政！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就是因为只有严刑峻法，而没有道德的教育。所以道德的教育是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