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省温凊，出告反面”，这都是为人子的规矩，晨昏定省、冬温夏凊、出告反面，举的是生活的细节，但大的道理都离不开这些细节。“礼行于父子矣。”在生活的细节上能做到对父母的体恤跟恭敬，更大的事就不用说了。大节都是在小地方培养出来的。我们刚刚讲到《史记》，司马迁先生完成这本巨作，也是“礼行于父子矣”。“父母命，行勿懒。”司马迁先生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史官，其祖先就是周朝的太史，这有家族的承传。

 

我们古代其实很注重家学，为什么？因为有那个家庭背景，积累才厚。司马迁的父亲是太史公，司马迁先生十岁就会背《尚书》《左传》《国语》。有这个家教，他才有这个功夫。父亲晚年期许他：“周公到孔子差不多五百年左右的时光，孔子到我们汉朝又快五百年了，所以要有贤德之人出来记载这些历史，后世的人可以借鉴。所谓‘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做到了。“究天人之际”，古圣先贤传下来的学问，就是天人合一的学问。天地、大自然跟人心是相应的，像《尚书》里面讲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通古今之变”就是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了解到兴衰存亡之道在哪里，客观地从这些历史经验当中得到启示、教训。司马迁先生在每一段历史后面都有评论，这是“成一家之言”。往往这些史官的评论，让我们对历史体悟得更深刻，因为他们有那个慧眼、智慧。

 

对父亲的嘱托，司马迁时时不敢忘，所以他是孝亲。当时汉朝的一名武将叫李陵，投降匈奴，汉武帝非常震怒。而司马迁跟李陵的交情不错，当然他不会徇私，替李陵辩解道，确确实实当时汉军的情势非常危急。其实一个领导者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也要反思，不能一味要求他尽忠，他的形势危急，也很可能是领导者的决策失误造成的。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为君者是否应该冷静反思，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结果汉武帝更加生气，判司马迁宫刑，这样的刑罚对一个读书人来讲，是莫大的屈辱。俗话讲“士可杀不可辱”，司马迁为什么可以忍辱负重？离不开他的孝心。孝子才能够在这种危难当中，秉持住他的气节、志向。而且司马迁先生也尊师，他非常佩服孔老夫子，所以整部《史记》也是效法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史记》的自序中提到，孔子有陈蔡绝粮这样的困窘，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发愤写作出《春秋》一书。其实这也是在抒发他的心情，他也是受这么大的屈辱之后不气馁，发愤完成了这一部中华文化的巨作《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