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礼用以裁节民心，使人“毋不敬”，一切恭敬。“乐和民声”，借用乐的五声和律吕来调和民众的声音。“政以行之”，孔颖达疏：“用禁令以行礼乐也。”用政令来推行礼乐。“刑以防之”，孔颖达疏：“若不行礼乐，则以刑罚防止也。”用刑罚来防止不行礼乐的行为。“四达而不悖”，“四达”就是达于四方。礼乐刑政四事达于四方而民不悖逆，“则王道备矣”，王道之治就完备了。王道和霸道是相对的，通常是指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

古圣先贤创制礼乐作为人的法度。丧服和哭泣的礼仪是为节制丧事而制定的；钟鼓干戚之乐是为调和贪图逸乐之人的心行而制作的；婚礼、冠礼和笄礼，是为区别男女之分而制定的；大射礼、乡饮酒礼和食飨之礼，是为规范交际而制定的。礼是用来裁节民心的，乐是用来调和民声的，发布禁令是用来推行礼乐的，动用刑罚是防止礼乐不能推行。

中国自古就提倡王道而反对霸道。“王道”其实很简单，用《弟子规》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用权势或者军事实力使人臣服，人家是口服心不服，但是用道义服人，人家是“心悦而诚服”。一些西方国家却不明白这个道理，近几百年来奉行的是霸道文化、霸权文化。

1924年，孙中山先生对比西方的霸道文化和东方的王道文化，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中讲道：“就最近几百年的文化讲，欧洲的物质文明极发达，我们东洋的这种文明不进步。从表面的观瞻比较起来，欧洲自然好过亚洲。但是从根本上解剖起来，欧洲近几年是什么文化？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这是一种武力的文化。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用这种仁义道德的文化，是感化人，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是要人畏威。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

《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如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万乘之国无破亡者矣。国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现在有人认为只要强大就可以制胜，于是便丈量本国的地域、计量本国的人口。认为只要富有，国事就顺利，所以热衷于计量储存的粮食，称量金银。如果真是这样，拥有千乘马车的君主无不可以称霸诸侯，有万辆马车的大国便永远不会灭亡。然而，国要亡，即使很大也靠不住，施行王道政治，即使很小的国家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家所以存在，是因为有道，而不在其大；国家之所以灭亡，在于失道，而不在其小。东方的文化是王道文化，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文化。讲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讲霸道就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用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而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也指出：“现在世界文化的潮流，就是在英国、美国，也有少数人提倡仁义道德。至于在其他各野蛮之邦，也有这种提倡。由此可见，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便要服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这便是霸道要服从王道，这便是世界的文化日趋于光明。”这就是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区别。

——摘自《群书治要·礼记》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