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的国君，孔子是鲁国人，也备受国君的尊重。这一段是鲁哀公向孔子请问，问什麽？『何为，则民服？』何为，就是何所为之，要怎麽做，则民服，就是才能使老百姓服？老百姓对于国君能心服口服，才能拥戴国君。古人讲，国君（政府）就像船一样，老百姓就像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民服非常重要。如果老百姓不服政府，这个政府就岌岌可危，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鲁哀公在这里等于是问政。鲁哀公为什麽会问这个话？也是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因为鲁国长期以来是三家执政，三个大夫，三个家族，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把持着朝政，国君基本上是名存实亡，所以鲁哀公很不得意，才会问这个话。
孔子给他问题的回答讲的是「举错之道」。『孔子对曰』，《朱子集注》里面说，「凡君问，皆称孔子对曰者，尊君也」，朱子研究《论语》研究得很细致。你看，一般普通的人问，孔子回答只称「子曰」；如果国君来问，就会讲「子对曰」，对就是对答，这是表示对于国君的尊重。也就是孔子这个回答是单对国君，是更加恭敬谨慎的回答。这个直就是讲正直的人，枉就是不正直，直和枉是两种人，可以说一种是君子、一种是小人，君子正直，小人不正直。『举直，错诸枉』，东汉的经学家包咸的注解说，「错，置也。举正直之人用之，废置邪枉之人，则民服其上」。所以这个错是一个通假字，通举措的措，提手边的措字，这个意思就是放置。任用人的时候，要举正直的人用之；「错诸枉」，这个错是废置，废置邪枉之人不用，那些不正直的人我们不能用他。不正直的人称为邪枉，邪就是不正，为什麽他不正？因为他心是自私的，自私就邪，就不正。正直的人必定是大公无私，所以用那些正直为公的人，舍弃那些邪曲自私的人来为政，自然人民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他们心就服了。反之，『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用那些邪曲自私的人，舍弃正直为公的大臣，就民受其害，所以不服。孔子当时鲁国的情形正是这样，三家专权，就是什麽？「举枉，错诸直」，所以人民百姓不服。可见得孔子当时对鲁哀公的回答是针对时弊，当然这个道理也是贯通古今的，在任何时候都适用。这是一种说法。
在古注里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讲错诸枉这个诸是「之于」的合音，错之于。这里也就是说，「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人举用，置之邪枉之人之上，让正直的人掌权，控制住那些邪枉之人，这样民也能服。如果倒过来，自私邪枉之人置于正直之人之上，民就不服。这是国君要懂得用人之道，对于君子要提拔，把君子放置在上位，把小人放置在下位，小人在下位就不得为恶，受君子的管制。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说法要更好一些，这是雪公老人讲的。为什麽？这里并没有说把小人踢出去，也能够容纳小人，只是什麽？小人要受君子的掌控，不能乱来，这样就很好。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面就讲到，这种说法跟夫子尊贤容众之德相合。我们尊贵、提拔贤德的人，但是也能容忍一般普通的、有私心的人，也能容纳。在现代社会，容众也是重要的。你看我们社会，君子多还是小人多？小人是想着自利，君子只想到道义，正直、大公。说句老实话，现代社会确实是君子少、小人多，这个主要也是教育，对于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足才导致的。假如这个教育从小就开始，国家政府非常重视，相信君子会日益多起来。君子多了，对国家一定有好处，大公无私的人都是为民的，所以自然就能够令社会和谐。所以《礼记．学记》里面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多多的君子，使小人的数量愈来愈少，这样君子从政则民服，君子多了，社会就和谐了。
刚才讲到的两种说法，一种是举用正直者，废弃邪枉之人，这是一种；第二种，没有说完全废弃邪枉之人，是把那些正直的人放置在邪枉之人之上，这就行了。为什麽说第二种说法更好？因为后面《论语》也谈到举直错诸枉的问题，这个结合起来一看，意思就很明瞭。后面《论语》中有一章是讲「樊迟问仁」，樊迟是孔子的弟子，请教什麽是仁。「子曰，爱人」，仁者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樊迟问什麽是仁，孔子说爱人；什麽是智慧，孔子说知人就是智慧，樊迟没听懂。孔子又给他补充说明，下面是补充，「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意思是说，把正直的人选举出来，安置在邪枉者之上，就能使邪枉的人学了变得正直，这就是刚才讲到的第二种说法，并没有说把邪枉之人踢出门外。把小人都踢出门外，那没剩几个君子。孔子是教我们，君子有领导小人的权力，小人也就学着君子、效法君子，慢慢也能变成君子，这是有教育的内涵在里面，所谓上行则下效。《论语》也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就随着风摇摆，吹东风，风从东边吹来，这草也就顺着风由东往西摆去了；风从西边向东吹，这草也向东去低头了。小人他自己没有定性，看上面是什麽样，他也学着什麽样，所以把君子提拔在上位，这就很重要。君子的德像风一样，他是引导民众，确定社会的走向。
除了政治的领导人能够确定社会走向以外，现在还有一种行业也能确定社会走向，就是传媒。媒体的工作者也能够有带领社会的能力，如果媒体的内容都是正面的、都是善的，就能够将社会引向和谐；假如媒体的内容不善，也就让社会民众变得不善了。所以我们恩师常讲，有两种人能够救世界，也能毁灭世界，一种是政治领导人，一种是媒体工作者。我们想想也真是这样，国家领导人自然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他决定国家的命运；传媒工作者是负责社会教育的功能，也能够有很大的引导社会的功能。是救世界还是毁灭世界，就在于这些工作者是直的还是枉的，是正直的君子还是邪枉的小人。君子只想着义，他不会自私自利，他一定会想着我怎样能够把社会带向和谐，至于自己的利是不考虑的；小人只考虑利益，至于后果符不符合义，他没有考虑，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省思。现在传媒工作者，包括影星，节目的主持人、制片人、导演、记者等等，我们如果能够有一批君子的传媒工作者，播的都是正面的内容，这真是人民百姓的福报。
文章摘录自《四书研习报告——论语》钟茂森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