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看朱镕基、何厚铧、贺龙等人祖上所积下的阴德

 

以下内容分为三篇，叙述十二位古今名人，其祖德惠及后代之案例。（不少案例，妙观法师皆实地考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面对这类文章，不少初学佛人常问：“都说因果报应，自作自受、各人承当，为何却报及子孙后代？”这是因为没有分清楚“余庆、正庆”之故，以下三文，皆记录“余庆”；而对于何为“正庆”，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将引用了印光大师的一段关于“余庆、正庆”的文字来说明，相信大家看后对这个问题自然豁然明白。

　　之一

　　——当代朱熔基、何厚铧二位之祖上厚德，明代王稳、晚清韩鸿翼二位之善行惠及后代。

　　《易经》的坤卦文言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名句。但是圣贤的智慧之语在世人的内心是很模糊的，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轮廓。对于我们每个人，抉择怎样的人生观、追求怎样的人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将从许许多多方面选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题目来谈一谈，以此作为对抉择我们的人生观的一种思考。自古以来，为人父母的，都自然要为子孙着想。但是到底如何为后代着想、自己到底该如何做人之父辈祖辈、到底该给子孙后辈留下些什么？面对这些，却有贤者和愚夫的差别做法。古人有句话叫做：“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此万世传家之宝训也。”

　　中国近代的长沙安沙镇有一个叫堂坡的地方，有一位义商叫朱雨田，根据长沙市志的记载，他为人乐善好施，在长沙设保节堂、育婴堂、施药局、麻痘局，置义山、办义学，并疏浚新河、赈济灾民。方志中评价，他是“长沙近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在棠坡，朱家因为扶危济困，到今天仍赢得乡亲的赞誉，六十七岁的村民王玉龙告诉来采访的记者，那时每月逢三逢八，朱家就开仓济贫，而村里如果有孤寡老人死了，都由朱家提供棺材，以及两担石灰，用于埋葬。这位朱雨田就是后来创造过中国的经济奇迹、清正廉明的原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的曾伯祖父。

　　明朝有一位叫王稳的官员，稳字邦宁，号慎庵，二十二岁中举，历官涿州学正、唐王府长史、广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职。他因为善于治理，很有政绩。在任广平同知时，知府因故缺任，当地百姓数千人至都城伏阙请以王稳代任。在做汀州知府时，遇到不归他管辖的邻郡遭受大旱灾，百姓多受饥饿。王稳立即打开本府仓储，发粮食赈济灾民，但同知陈熙表示反对，王稳正色坦言：“《春秋》之义，救灾恤邻，彼民犹吾民也。”因而使得这些饥饿的百姓不致受饥荒之苦，渡过了难关。在王稳之后的几代,出了一位叫王宗沐的玄孙。大振家风。光大其族,从王宗沐开始。在浙江的临海出现一个“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盛极一时的明代王氏家族。“父子四进士”指王宗沐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宗沐一共有四个儿子，他们分别为士崧、士琦、士昌、士业。除士业贡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荣登进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所以才又有了“一门三巡抚”的说法。除王宗沐父子以外，孙辈及族人中也有多人担任官职。这么多的子孙后代都能建功立业，福泽后人之前因，必推祖辈的王稳。

　　清朝晚期，海南岛的文昌县，有一位非常有德的长者韩鸿翼，是崇尚儒家观念的商人，因为过于热心慈善，经常赈济当地的穷苦人，以致于渐渐的把家财耗尽了。他也被当地的人尊称为先生，韩鸿翼老先生步入晚年时，韩家景况已经不好，渐趋穷困潦倒。韩鸿翼老先生有一位儿子名叫韩教准，因为韩氏后来改姓宋，韩教准即改名宋耀如，宋耀如后来成为一名牧师，经商变得十分富有。是孙中山先生的有力支持者。宋耀如后来生了六个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安、宋子良。长女宋霭龄嫁给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女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先生,后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三女宋美龄嫁给蒋介石。长子宋子文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次子宋子良，曾担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三子宋子安曾任中国国货银行监察、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想想一位富足的商人。却不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的享受而积财,把财富大部份奉献给了穷苦乡民,上天疼惜怜爱这样的大善人。虽然韩鸿翼老先生行善积德。一生默默无闻,但是他生前未曾想到上天赐给他的孙辈却是个个都能建树显达且闻名全国的能人。

　　在当代，人们都知道澳门特首何厚铧及其事业上的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曾祖到父亲三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何厚铧生于名门望族，由于自小家教甚严，在他的身上，没有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习气。何厚铧的父亲何贤。号称“澳门王”，在澳门非常有影响力。何贤的祖父就是一位大善人。他的祖父年轻时就外出经商。经营得法，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但是这位老先生乐善好施，谁家没饭吃，他送粮；谁家无衣穿，他送钱，由于有颗乐善之心，在应塘一带，口碑极佳。由于名声在外，闻讯与他做生意的人更多，他因名声好而生意兴隆，到他年老时，在生意上已很有成就。何家虽不能算富商巨贾，但在经济不甚发达的番禺，却堪称为殷实的小康人家。他去世后，乐善好施的做法仍然影响着子孙。何贤长大后，年轻时来到澳门创业，开拓了包括大丰银行在内的大批产业。何贤家族在澳门叱咤风云几十年，堪称澳门“第一家族”。而何贤做人处事的风格依然保持了祖辈的传统。就是一向保持做人就是行善的准则。何贤热心慈善事业。不仅出钱，而且出力。除维持镜湖医院的慈善活动外，还多次向“同善堂”捐助，以供施粥赠药之需。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青州木屋区大火，两千多人无家可归。澳门各界成立了“救济青州火灾灾民酬募委员会”，何贤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了会长。他带头捐了五十五间铁皮屋，又领着人们沿门劝募，不到一个月就使灾民们有吃有住了。一九六二年夏，澳门政府决定将一组租给贫民的房屋拍卖。一旦卖掉，原来的居民就要流离失所。又是何贤，自己出钱把这些房子买了下来，让原来的居民继续居住。故乡番禺仍是最让他魂牵梦萦的地方。他经常回乡祭祖，也经常请家乡的干部到广州晤谈，了解乡亲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哪些帮助。他给岳溪的乡亲们捐三千元办信用社，捐五艘机帆船。三台卡车两台拖拉机一个水电站发展农业生产，又捐一台电影放映机一个医疗站一个体育场满足娱乐健身的需要……他捐给番禺县的钱物就更多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九日何贤捐赠汽车七十五辆以及汽油、柴油、汽车零件等价值四十万元物资，帮助发展县交通运输事业。一九六四年，岳溪乡遇到了天灾，何贤那时即向家乡捐赠了一批日本化肥；洛溪大桥边的《大桥碑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何添和已故的何贤先生为建设该桥捐资一千七百万元。据了解，霍英东当时出资一千万港元，何贤、何添各出一百万港元，且均以物质兑换的形式来实现。今天的何厚铧家族在澳门富豪排行榜上不是第一位，但就其对澳门的影响而言是认了第二没人敢认第一的。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进行的行政长官选举中，何厚铧以高票当选。同年五月二十四日获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颁发任命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二零零四年九月被任命为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上天给予那些真心实意积德行善的人的子孙后代的爱护是多么的深厚。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为人父母的，都恨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应该留些什么给子孙，看了这四则故事，可以给普天下的父母做借鉴的榜样。

　　之二

　　——记陶澍、刘伯温、贺龙、唐英年四位之祖德

　　中国古代的传说，每年过小年的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这天是灶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因此民间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过，若是积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将会令其渐渐地兴隆，若是做恶的人家，上天将会使其渐渐的衰败，《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从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民间就有了讨好灶神的风俗，但是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如果是作恶的，就已经获罪于天，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处的，我曾读《老子》，读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时。十分的心悦诚服，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与。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这个事实真相并非显而易见，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所以佛家提倡因果报应之说，不知因果的人，内心常空空荡荡，以为做恶不得祸，做善不得福，因此缘故，善不欲为，恶则时而为之，知道因果报应的人，内心常充实，能够渐进地克己断恶及勤力修善。积善的人。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报，而做恶的人，来世将会得到灾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庆及作恶之人的祸殃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的子孙后代。正如《易经》的〈文言〉所说的那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及升监察御史。后在地方担任过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两江总督。陶澍在为官期间，理财办案，赈灾济民，疏通河运，开拓海运，整顿盐务，兴助教育等方面既严治务实且政绩卓越。其在历史上的声名近似林则徐。清代梁恭辰在所编的《北东园笔录》里面记载了他阅览《闻见录》时所读到的关于陶澍祖上几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因此感叹“始知其积累之厚，不可不详载之以劝后人云。”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积累过许多阴德。明朝时。乡里自卫很严。有人抓住盗匪将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经过。贼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伯含公为了给众人有个交待。也担心贼将来不能自食其力又复做贼。就赠给贼一条小船以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伯含公一生施舍过八条小船以帮助别人。他帮助的人都改行为善。伯含公出门常带一小筐。捡拾碎磁瓦砾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长者。曾经有趁着雪夜入他家里盗米的人。他跟随雪迹脚印走到贼家门前。发现贼是所认识的人。心里体谅贼家的贫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里。始终不提此事。三十年后，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但还是隐去了盗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隐恶扬善之德可见不一般。有一次陶家的邻里发生火灾。文衡公的夫人以仓所存的粮食救济遭火灾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贪欲之心。因为没有经营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边,捡到钱财,等了一整天看见一个人慌张跑来，面如土色，低头在砂砾中寻找，非常悲戚的样子，问他，回答说：“在外做工几年没有回家,家有老母亲，今积累几年的钱财回来赡养母亲却全部丢失了，所以悲伤”。问他钱财的数目，都能对上，就将钱财交还给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给寅亮公，寅亮公说：“我要是想分钱财，就不会等在这里了”。笑着将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时，义举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几代人行善，所以安化县才出了一个陶澍，岂不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刘伯温，名基，浙江青田人，元代至顺四年，二十三岁的刘伯温考上进士，元至元二年，赴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后辅佐明太祖朱元璋有功，任太史院使、御史中丞等职。明洪武三年。受封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在《明史》上说刘伯温的曾祖父刘濠。在宋担任翰林掌书。宋亡，林融起兵对抗蒙古人建立的元政权，失败以后，元朝廷派使者调查记录那些参与起义者，很多人受牵连，使者住在刘濠家，刘濠灌醉使者而烧毁自家的家宅，使者来不及抢救出那些记录受牵连名单的册籍，全部都被烧毁，刘濠趁机以记录数百恶德败行之人的名册作为替代的册籍给使者交差，于是使成千上万无辜受到牵连的人都得免死。刘伯温小时候很聪明。他的老师郑复初对刘伯温的父亲说：“你的祖父道德深厚。这个孩子必定荣耀光大你的家门。”刘濠还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看见没有粮食挨饿的人家。就以自家的仓储赈济他人。刘伯温的祖父刘庭槐也是一个有道德的读书人。“义孚乡里”。我读了《明史》的刘基传以后,更加相信上天的公正而并不存在偏私。因果报应之事也不是常人容易体会到的。

　　贺龙，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十九岁参加孙中山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他加入了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三十二岁时,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总指挥，一九二七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红军中担任第四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等职。率部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零师师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入川，西南各省解放后，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一九五二年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一九五四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一九五六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七十三岁时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逝世。贺龙一生戎马生涯，叱咤风云数十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做出重大的贡献。若翻看贺龙元帅的家史，可以发现他的祖辈有很感动人的积德行善的事迹，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十分热心公益事业，见玉泉河“奔流湍急，道路为梗”，决定捐资捐力修桥以方便过河的人，由于他仅仅是一个教私塾的文人，修桥工程浩大，以致于耗尽家财，“至斥腴亩以偿其负”。后来，他的儿子也就是贺龙的祖父贺良仕，为完成父亲的心愿而竭尽全力,此桥在一九一五年修建成功，命名为“永安桥”。一九五零年十月桑植县政府曾拔款重修，改名为“贺龙桥”,一九九八年，一场特大洪水将桥冲走，同年十二月桑植县人民政府又拔款按当年的原貌重建此桥。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与祖父贺良仕以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修桥济世的感人事迹，深受一方百姓的赞颂，正是贺龙的祖辈造桥济世的阴德，荫泽了作为孙辈的贺龙，造就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因果报应之事，岂能说无呢？

　　唐英年,祖籍江苏无锡,出身工业世家,曾就读於美國密西根大学。二十四岁时返回香港帮助父亲管理家族事业。加入政府前，他担任半岛针织和美维科技集团主席。是企业界的成功人士。他在一九八九年获颁“香港青年工业家奖”，一九九三年获世界经济论坛选为“明日全球领袖”。在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间出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并曾任香港总商会理事会委员。他在2000年获颁香港特区金紫荆勋章。二零零二年七月，唐英年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及科技局局长，二零零三年八月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至今。作为“香港财神爷”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他到底有怎样的身世背景？他的祖辈又是什么样的人呢？由江苏无锡市往东北方向四十公里的羊尖镇，有个村子叫严家桥，严家桥的唐家大院就是唐英年先生的祖居。唐懋勋（1800—1873），号景溪，是唐英年的父亲唐翔千的太曾祖父，唐氏子孙后辈尊称其为景溪公。景溪公善于经商，在无锡开设布庄。唐氏家族在严家桥的事业成功后，富不忘济国济民。热心于公益事业。这也是其家族富过三代一直延续兴盛的主要原因。在横穿严家桥小镇不到一公里的永兴河上有四座桥，其中三座为唐家所建。唐家曾有一约定：“凡严家桥的公益事业，不论大小，唐姓负担一半。”唐家重视教育也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唐家创办丽新织布厂时就创办丽新子弟学校，吸收职工子女上学。后改为严家桥小学，唐家每年都有捐款，1934年，唐家出资疏浚永兴河，百姓欢呼雀跃，当地许多报纸报道了此事，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慈善事业”。改革开放以后，远在世界各地的唐家后代们纷纷回原籍投资、捐款。我常读书。发现一些晚清及民国时期的达官显贵或是巨富商贾。其风光之时要么炫富奢侈要么蓄积不露。并不肯为国家民族或是百姓大众捐资奉献。或是所捐仅九牛一毛而已。这样的显赫一时的家族。其子孙后代往往没落衰竭也很快。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正是对这种富而不仁的的报应吧。唐家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和荣家的子孙后代一样延续着辉煌。都能超越富不过三代的规律。与他们家族祖辈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许是分不开的吧。

　　古时候，穷乡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邻里乡党就会说：“他家祖上积了大德，所以子孙后代兴旺显达起来。”行善的人，上天报酬他的善，令他的来世得到尊贵安乐的果报，这是积善的本庆。他的善功还会波及他的后人，天意荣耀他的子孙后代以彰显他活在人世时的那些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道义事迹。这是积善的余庆，所以孔子赞颂《周易》，最初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前些天偶然读了一段关于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发现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重孝义，而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我看完生起许多感叹，想起印光大师曾说过的“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孙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可能天下会趋向于更加秩序井然。这是我写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题的文章的第二篇，愿以此文赠给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及为人子孙者，愿人人贤善，世界大同。

　　之三

　　——记杨荣、施琅、曾国藩、荣毅仁四位之祖德

　　关于《易经》的坤卦文言的名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大师曾做这样的阐述“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类似这样的道理。我在《尚书》里面也读到过。《尚书》中的《伊训》，其内容是商王太甲继位之初。辅佐过汤王的贤相伊尹谏训太甲所说过的话。其中有一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天帝并没有固定的喜爱和厌憎。作善的人，则降给吉祥，作不善的人，则降给祸殃，《伊训》中的上帝大约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受善、恶、道德、堕落等观念的诸多影响，古代所盛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均有关于“天上的王”的思想。认为对于人间作善或是作恶的，天上的王都会对其施加影响力，“积善余庆”确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而我所知道的“积善余庆”的事实就有许多，以下举例，以期共鉴。

 

杨荣，字勉仁，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建文元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爵。死后受赠太师。是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仁宣之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西面的房道乡的境内，有一个万木林，它原本是杨荣的祖父杨达卿逢灾年募民“植杉一株，偿粟一斗”营造的人工林。根据明朝的杨士奇的《万木图序》一文中我们也能够读到杨荣的祖辈积德行善的感人事迹。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饥荒无法存活。，绅杨达卿储藏谷物很富，准备打开粮仓赈灾，但担心接受施舍的人有愧耻之心，于是指着某山对众人说：“有能够帮助我出力种树的人吗？种一棵树，付给一些粮食。能帮助我出力者先付给粮食。”于是饥民争相出力，受救济的人不计其数。过了一些年，当年种下的树木长得茂盛，杨达卿指着树林对子孙说：“没想到今天这些树木如此茂盛，不要仅为了自利，将来以此树木拿来修学馆、修佛道教的寺观，修桥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可以送给他。有贫穷而想建房子和死后想要造棺木而没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给他们。”后来这片树林便被官方及杨氏宗族屡加扩大，并奏请朝廷下令封禁，历经600多年的封禁保护。到当代，万木林是我国最早（1957）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世界护林和环保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官员、教授誉为“先人留下的宝贵的自然遗产”。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福建林业学校特定为“教学基地”。万木林现已成为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学与森林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重要基地。我十九岁时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弥，但那时还无知，关于万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来才知道的，过去听师傅常说起，那些尊贵显达的人，其祖辈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孙才昌盛起来，我刚才所讲关于杨荣的家世。岂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吗？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受封靖海将军靖海侯，关于施琅的身世。其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进入福建，到施琅时已历经十六代。施琅的祖父是施一举，字玉溪，生有二个儿子：长子名施大宣，是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次子即是施琅。施琅的祖父施一举在世时，家道较富足。一生乐善好施，远近皆闻其德。明朝时，福建沿海倭寇横行，匪患很严重。海边常有尸体漂浮，因浸泡而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资财雇人打捞及掩埋这些异乡的死难者，海边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体拖出，他常加固修缮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时，晋江灾荒，施家收入减少，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施一举的夫人许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个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想借宿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当时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可怜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在这混乱不幸的岁月里。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时候有一些异相和奇迹。使他的父亲施大宣相信由于自家祖辈行善积德，感动上天，将来这个儿子或许会出人头地。光大施家。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曾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常常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施琅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二年率清军收复台湾。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康熙皇帝曾将自己的御用袍赐给施琅。康熙三十五年，逝于任职期间，寿七十六岁，赠太子少傅，受赐祭葬，谥襄壮。施琅的祖父施一举积善的余庆。报应在了孙辈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岂无验证。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卫“孔孟圣道”为由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为敌。以读书人为骨干的湘军迅速成长，使晚清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军政的主角。位至总督、巡抚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则更多。各地的优秀人才皆投奔曾国藩，还包括如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从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一批进步人才。曾国藩祖上原本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的六世孙出了曾元吉，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但是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留衡阳四十亩田留作养老。以后到曾元吉的儿子、孙子皆如平常。直到曾元吉的后人中出了一个叫曾玉屏的。常常“积德累仁”“救难济急”。才开始改写了曾家的命运。曾玉屏年少时。喜欢游玩。性情懒惰。大白天还睡大觉。年长的人讥讽他浮薄。将成为败家子。后来曾玉屏觉悟改过。三十五岁开始认真务农。家计也渐渐好起来。

　　我在《大界墓表》里面读到曾国藩的祖父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从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为理由。为了尊重和祭祀祖先。改变以往没有祠宇的状况。主动和宗族的长者商量。发起建立祠堂并每年定时致祭。曾玉屏认为自己很早就没有读书。壮年以为耻。所以喜欢接待读书之人。常愿有学问的宿儒来自己家走访。对有品德的正人君子，尊重敬礼，不敢怠慢，对待乡邻族里“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争讼的。曾玉屏常出来主持公道。遇到无礼者则厉辞诘责。有时摆酒席请人吃饭。使相争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桥梁道路废坏无人管的，或是孤寡残疾无助的人。曾玉屏都会及时出钱出力，还认为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后再去做，“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这位曾玉屏，号星冈公，是一位有德的长者，正是曾国藩的祖父，也是曾国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曾国藩给祖父的家书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乡邻，也多有救济帮助，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国藩才发出“孙所知者，已难指数”的感慨，也许是积德累仁的缘故，曾玉屏的儿子曾麟书首先打破了其家几百年无秀才的局面，曾麟书首取湘乡曾氏家族中的第一个秀才后，生活在僻居穷乡的曾麟书家族子孙中，由此科名大开，产生了曾国藩、曾广钧两个进士，秀才、贡生、举人更是多达20余人。而曾麟书的五个儿子中，显达扬名者，除曾国藩以外，还有一个曾国荃，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他是曾麟书的第四子。因为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称其为“九帅”。　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曾玉屏的积善余庆所致。两位孙子曾国藩和曾国荃皆担任过两江总督。我从初学佛时。师傅就常对我讲“因果之事绝不虚妄。可从现实中去找寻。若不信因果。则佛也不须学”。后来因为常凭读史以观察古今。所以深信因果报应之事。

 

荣智健，无锡人。一九四二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九年考入天津大学。“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四川凉山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这段经历磨练了荣智健的毅志，后赴香港发展，现任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一九七八年。荣智健仅以父亲留在香港的一百万港元的股本金，创办爱卡电子公司，一九八二年，他出售爱卡公司，获得七百五十万美元。四年资产增长五十六倍，一举成名。自此以后。荣智健屡屡创造经济奇迹。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亿港币身价荣登香港第八富豪。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皆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关于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来却寡于奉献的人觉醒的感人事迹。荣德生，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的民族资本家，开创过面粉厂、纺织厂等一大批产业。毛主席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德生富起来以后，他所捐献的公益事业，在当时代也可称得上属一属二，先从办学上讲，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间，创办公益小学及竞化女子小学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资，从一九一○年以后，及后来创办的公益、竞化各校，均由荣德生和胞兄荣宗敬独立承担经费。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七年，荣德生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治方，都是工商中学的学生，办学经费也全部都由荣德生承担，后又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主持了公益中学的复建工作，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荣德生一生用于办学的经费消耗极其巨大。数十年间开办众多的学校，在当时代是罕见的。荣先生办学之精神可谓“竭诚无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十分焦虑，为此他请专人编写了《人道须知》，阐明传统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轨范，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一九一二年，荣德生设想要建立一个图书馆，向农村青少年免费开放，作为对办学的一种补充。他花巨资购书，一九一六年创立大公图书馆。到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已收藏古籍十八万卷，对于荣德生的发心建图书馆的目的，《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跋》中对此作了回答：“德生为本乡社会教育计，已设男女初高小学凡八处，于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补助。居恒相聚，仍窃议社会之不良，而忧无以教育之。民国四年春，乃定筑一小小图书馆，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荣德生本人则说：“外人不明此意，以为粉厂要如许书籍何用，不知购存为大众计也！”一九五二年七月，荣德生逝世后，荣毅仁根据父亲生前遗命，将大公图书馆及荣德生的私人藏书，共计十一万多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另外荣德生还修建园林，免费供人参观游览。一九一二年，他开始建造梅园，梅园建成，占地八十一亩，成为无锡著名的风景区，另外，荣德生在捐桥捐路方面的贡献。更是不可胜数。一九一四年，荣德生倡议出资，修建近九公里、路面宽九米的开原路。是当时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一九一八年，荣德生又出资捐建全长三点八公里的通惠路，同时捐款建造惠农、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桥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荣德生倡议和捐资修筑。至一九二九年，已先后筑路八十余里。荣德生还联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成立“千桥会”，后更名“百桥公司”，专门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桥梁。荣德生多次捐出资金与千桥会新建、助建、改建桥梁共一百零二座，其中有名称的桥梁八十八座，对于主要桥梁，荣德生还亲赴现场勘测水流、探查土质、试验桩木等。

　　我以前每年都去无锡太湖鼋头渚的广福寺，都要经过新老两座宝界桥，这里面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时逢荣德生先生六十寿诞，他捐出亲友馈赠的寿仪六万余元，作为在蠡湖建桥的资金，以完成他造福家乡的夙愿，桥长三百七十五米，是当时无锡最长的桥，此桥建成时，荣德生欣然命名为“宝界桥”。荣德生曾经对在江南大学任教的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他年我无锡乡人犹知有一荣德生，惟赖此桥。我之所以报乡里者，亦惟有此桥耳。”这座老桥现在仍然结实牢固。钢筋水泥结构。我二零零三年就曾在这座桥上和传修法师一起放生。此桥建成的六十年后，荣德生之孙荣智健，捐资三千万元，在老桥东侧十米处，另建新宝界桥。桥长三百九十米，于一九九四年建成。“新老宝界双桥”的故事在今天的无锡是一个美谈。荣德生一生积德行善，所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他还开办平民习艺所、孤儿院、残废院、妇女救济院等慈善事业，发起救济苏北水灾等。当年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积德颇深”。所以荣家能够打破“富不过三代”的神话，几代人皆能建功立业。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的子孙后代留在大陆的，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是荣德生的儿子。自己开拓一片新天地的当代中国首富荣智健是荣德生的孙子。在海外的荣氏后代则有拥有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荣智鑫。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是德国商界女强人。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出国访问，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家“智”字辈的人数众多，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传承荣家商业辉煌的坚实力量。象荣德生这样致富以后竭诚“积善”的。他的子孙后代的“余庆”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有多少和荣德生同时代的那些全国闻名的达官贵人或是富豪，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已默默无闻不能再立新功，重现祖辈及父辈的辉煌了。我想，荣家满门的昌盛应该算是《尚书－伊训》中““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最好验证吧。

　　过去之时代，东西方的君王大多信奉佛、基督、儒等宗教及学说，所以平民百姓大多跟从奉行，宗教之扶持道德皆经历千年以上，大多也将道德观念灌输于人心，而今日之时代，传统思想在人心中几乎失势，道德观念渐渐模糊沦丧，人心随之亦盲无所从，故道德的回归，非宗教的正确引导则无法挽回，救世的学问，非因果的观念普及则无法树立，我曾读过杨昌栋的《基督教对中古欧洲的贡献》及如纪昀等一些清代名人的笔记，发现过去人的思想比之今人更趋向于道德观念，过去人的著作比之今人也更有智慧。我所写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仅从一个方面说明一个问题，所希望者，无非使自我及他人有所明了。今天中国的为人父母者，我称为断代，其大多数，以自己尚且没有受过传统孔孟之教育，也不知如何教其子女，对子女的做人方面的教育仅以自己混世的经验来启发，实在是盲目，所以我写下此文，愿举世的父母皆能善教自己的儿女，则人人贤善，盛世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