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安定，是全人类深切的期盼。

　　中国有一句谚语：“家和万事兴”。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国家、教化百姓就是一个和字，所谓“政通人和”、“安和乐利”、“和气生财”，无不是社会祥和、天下太平的描述。中国北京的故宫，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这三代历时将近五百年。皇宫里有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称为太和殿、中和殿以及保和殿，代表要时时养一种和谐的人生态度，然后时时循中道而行，时时又能保持这样的德行。

　　六百年前，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时候郑和的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将近三万人，一百多艘舰船走遍了全世界，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占领一个地方，带给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农耕及各种生活技术，是和平之旅。六百年后，所利益的国家地区之人民对他还念念不忘，七次下西洋都经过马六甲，马六甲的人民一直到现在，每条街道都有郑和庙。事实证明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一、人心不善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群书治要·尚书》

　　如今地球灾变频繁，举世纷争不断，全人类都希望化解灾难，实现安定和平，如何能真正用和平的方法去达成？《论语》里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事情都要从根本来思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净空老教授常用中医来譬喻，如要治病，首先必须把病根找到。我们现在来反思家庭、社会的种种问题。从身体来讲，现在的癌症、文明病非常多；从心理上来讲，现在的精神病、自杀率非常高；从家庭来讲，父子冲突、夫妻冲突、兄弟冲突，还包含不孝养老人、不教育下一代，这些整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到社会当中，犯罪率节节上升，下一代的青少年犯罪率也很高，包含整个堕胎的情况，全世界一年堕胎超过五千万人，这是连禽兽都不会做的事，但是现在人类却在做，这是社会问题；以至於种种的天灾，看起来现象非常复杂，但是从根本人心上来看，事实上并不复杂。《尚书》是很早的一本中国的经典，里面提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句话点出了所有问题的大根大本，在人心。因为人心他追求利欲，追求自私自利、追求欲望，才会产生这些种种的问题。只要人心从利欲的追求、享乐的追求，转成道义、转成节俭，这些种种问题就会去掉。

　　（二）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群书治要·荀子》

　　在《群书治要·荀子》里讲，“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道义胜过利欲的时候就是太平盛世，利欲克制了道义的时候就是动乱时代。其实圣贤的一句话就能解决我们家庭跟社会，以至於国与国的所有问题，就是“义”要放在前面，“利”要放在后面。郑和重义轻利，想的都是各国百姓的幸福安乐，所以能与各国和谐友爱、共存共荣。

　　（三）哀公问於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不祥。（东益。东益宅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群书治要·孔子家语》

　　人类的灾难，来自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二千五百多年前，这《群书治要·孔子家语》就有记载，有一次国君问孔子：我听说房子往东边盖会不吉祥，真是这样吗？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予国君最重要的治国智慧，告诉国君：房子往东边盖不会不吉祥，但是有五件事情是真的不吉祥。第一，“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都是损害别人而利益自己，都跟人争，这个人一生不可能有福报，应该是念念为人想，心量大才有福报，所以认知错误，他一生不可能吉祥。第二，“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孝顺为齐家之本，遗弃老人只顾孩子，这个家没有孝道承传，那家一定不吉祥。第三，“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贤德的人、正直的人都不用，用了很多谄媚巴结的人，那这个团体、国家就不吉祥了。第四，“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长辈、老人不教伦理道德做人，下一辈又不学，整个风俗快速堕落，这是社会风俗的不祥。第五，“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圣人没有被重用，甚至於圣人的教诲没人要学，反而是功利主义挂帅，利欲薰心。从自身到整个世界不吉祥、不和谐的根源，孔老夫子在《孔子家语》里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只要能真听老人言，就能幸福在眼前。

　　和谐世界，从内心的和谐开始。

　　一、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童蒙经典《三字经》头一句就说到，“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是善的，每一个人都有纯净纯善的性德。“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也是《群书治要·论语》里面的教诲，本性本善，习性不善，被染污，学坏了，善与不善冲突了。就如刚才所说的义与利，利害、利益当前，第一个念头想到自利还是利他？我要自利，你也要自利，就发生冲突了；如果都想到利他，冲突就没有了，这是根本的根本。所以和谐世界要从内心的和谐开始，因此教育就非常重要。“苟不教，性乃迁”，如果不把教育办好，善良的本性就会随环境的影响而受污染。

　　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老教授强调，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就是靠教育。《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一国之君建立政权，领导人民，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教学。教学上了轨道，国家政权就会非常稳固，就能长治久安；要是疏忽了教学，国家政权就不稳定，社会就容易动乱。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我们的祖先尧舜他们都是圣王，他们不只自己成为圣贤，他们希望所有的子民都成为圣贤，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因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这些圣贤人他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明明德就是爱护自己，让自己这一生的智慧、德行达到圆满；在亲民，是让自己的家人，以至於生命当中的有缘人，也能达到圣贤人的境界，这是亲民；所以爱人爱己达到圆满，叫止於至善，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所以从尧帝那个时候，他就洞察到人需要教育，人不学，不知义。他通达人性，他能洞察到，假如人只是吃得饱，饱食暖衣，穿得暖，逸居而无教，“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很安逸的过生活，却没有教育他的话，“则近於禽兽”。圣人他洞察到这个问题，他有担忧，所以赶紧让契当教育部长。这个契也是孔子的始祖，商朝的始祖，当教育部长。教什么？伦常大道，五伦教育，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了这些教育，五伦关系的冲突就能够化解掉。

　　“贞观之治”对世界和谐的启示。

　　圣贤的教育是超越时空、超越种族的真理，老祖宗留传至今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只要遵循去做，就能有好的结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每一个朝代都印证。周朝遵循古圣先贤尧舜之道，四十年无人犯罪，监狱的刑具都生锈、坏了，还要去修理。而经过一、二千年以后，唐太宗皇帝按老祖宗教诲来做，再创一个盛世，贞观之治。《群书治要》就是唐太宗下令编的，诚如魏徵大人於序文中所说的，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每天手不释卷学，而更重要的，他能成就贞观之治一定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他才能够感化臣民。唐之前的隋朝，再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已动乱了一、二百年，而太宗执政初期国家十分困窘，连年大旱令国库空虚，米价腾贵，人民苦不堪言。然而仅仅二、三年之后，国家已是一派欣欣向荣，不仅稻米恢复低价，民风也变得十分淳厚，彼此信赖，即使对陌生人也充满友善。旅行在外的人们可以不必带路费，沿路大家都会给予帮助，史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比拟三代大同之世。

　　在《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贞观六年夏天，唐太宗视察死囚的监狱，听到死囚们思念老迈双亲，感到非常怜悯，太宗重视孝道，十分仰慕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因存孝心，看到死囚萌生一念孝心，就感同身受，就让他们都回家孝养父母，约好来年的秋后再回来就死。孝心开显，必得忠信，结果第二年秋天，这三百九十人竟没有一个人逃亡，都自发回来等待斩首，而最后太宗也赦免了他们。这就是太宗以好学、德行成就了天下归心之盛世。贞观之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圣贤教育对於个人之福祉、国家之治乱、世道之昌盛至关重要。所以《群书治要》之重现，实有其神圣使命。这部宝典既能帮助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并奠定整个大唐三百年盛世的基础，也必能为当今各阶层领导者、志士仁人提供珍贵借鉴。

　　中国的习主席热爱中华文化为众所周知，主席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高度肯定《群书治要》这部宝典。主席执政只短短一、二年即达到万民归心，世界各国高度肯定，单就提倡廉洁、提倡节俭这一条，一天就替国家省多少公帑，培多少福报，这都是无法估量的！所以《群书治要·孝经》里讲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个国家有一个好的领导，百姓就有福。

　　《群书治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

　　一、修身。“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群书治要·礼记》

　　以下我们就从《群书治要》里再选取几句来交流。首先，从修身方面，《礼记·曲礼》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不可长，傲慢心一生起，人就无法虚心受教，也就很难再成长，因为学问成就的大小是建立在谦卑受教的态度。欲不可纵，人的坏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戒除，所谓“玩物丧志”，沉溺在玩乐当中不能自拔，“欲令智迷”，所以人的习性不能放纵，一定要养成自制力，要克制欲望。《傅子·仁论篇》说到：“德比於上则知耻，欲比於下则知足。”生活的所需跟中下阶层的人比就好了，不然比来比去，福报花完就禄尽人亡了。有个真实的故事，两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福报一样，可是一位放纵欲望，花钱太凶，英年就早逝了；一位节俭惜福，就得享康寿。所以《群书治要·政要论》提到，“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在《群书治要·论语》里面夫子赞叹夏禹，禹王自己饮食菲薄，然而祭祀的祭品则必丰富，这是至孝；平常他只穿粗恶的衣服，然而朝衣则穿得隆重，这是恭敬群臣；他不注重自己的宫室，所以宫室很简陋，而尽力来为农民办理水利建设，以利农田，这是厚爱百姓。所以古圣先王他们都是勤俭的榜样，都是节欲的榜样，节制自己的欲望。

　　再来，“志不可满”，不可以志得意满，要学习谦虚，志当存高远，一个人应该有高远的志向，人生才会充实，才会时时想到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乐不可极”，乐极生悲，凡是面对自己的感受、情绪都要遵循中庸之道适可而止。不懂得掌握礼貌的分寸，常常在尽兴贪玩之时丧失理智，不仅伤害自身还危及他人，现在社会上这种乐极生悲的事情不胜枚举。

　　二、尊贤

　　接著我们从尊贤方面来看，尊贤是治国关键所在，得到贤良的人才，有志於利国利民的人就会来归附，因为能被尊重、被重用。

　　（一）樊迟问智。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群书治要·论语》

　　在《群书治要·论语》当中，有一段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樊迟请问孔子，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未能理解，孔子接著又再解释，什么是知人？就是他能够举正直公平的人才，曲邪的人也能慢慢调整过来。樊迟听完后还不是很明白，就请教同学子夏，子夏就举例说，大舜治理天下，从众人中举用有德行的皋陶，没有德行的人就远离了；商汤举用伊尹，也是如此。所以选贤才多重要，因为他有盛德，他以身作则来教化底下的人，慢慢风气就能转，本来品性不算很好的，慢慢的也可以改过迁善，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个单位离婚率很高，可是换了一个好领导，从此没有人离婚，人还是那些人。夫子深明教化的力量，所以讲到“举直错诸枉”，要把有德的人摆高位。假如把没有德的人摆高位，那受灾殃的臣子跟老百姓就太多了。

　　（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群书治要·论语》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一个邪曲自私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那正直之人将被陷害。历史当中说“口蜜腹剑”，嘴巴很甜，肚子藏什么？藏剑。这些人都是很邪曲的，都会陷害忠良，所以任用愈高阶的官员，影响的面愈大，愈要慎重。

　　中国从汉武帝开始，人才录取的标准是举孝廉，这个做法非常有智慧，因为有孝就有做人的基础，廉洁就不贪污，两个字就包含了做人做事的大根大本，人才绝不能说口才好就可以，现在录取标准偏差了，提倡的方向不对了，当然就出不了人才。有句话提到，“上以言语为治，下以言语为学，世道之所以日降也”。世风为什么日下？因上位者觉得口才好就是他懂得治理，而处下位的人也觉得口才是本事，整个社会风气就变得只说不做，知行都脱节，世道就一直下降。为什么孔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重视德行的人，他言行一致，甚至讲少做多。可是现在社会为什么危险？真正做得多、讲得少的厚道人反而被忽略、被笑傻，怎么会不危险？其实在家庭、团体当中，看到这种苦干、实干的人，应该常常肯定他、鼓舞他。如此，厚道的社会风气才能够再兴盛起来。

　　三、教化

　　（一）蒙以养正。圣功也。《群书治要·周易》

　　再来我们从教化方面看，《易经》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蒙以养正，圣功也”，这个蒙是代表受教育，小孩刚出生还懵懵懂懂，要养正教育，要从小养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他的善心、善言、善行，扎好德行的根基，这是世间最伟大的功业。因为他成就了一个圣贤，对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贡献会非常大。所有的圣贤都是透过父母教育，尤其是母亲的胎教，及三岁以前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有好女子才会培养出圣贤人才，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群书治要·论语》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伦理，伦理教育的核心是一个“爱”字。五伦之一是父子有亲，父子的亲爱是天性，中国的教育就是让这种天性终身保持，这是第一个目的。有一位导演叫翟俊杰，他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他说他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当他打开家门，还能喊一声娘，这是他最幸福的。六、七十岁的人，他还是他母亲的孩子，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看到他戴著老花眼镜帮他的母亲剪脚指甲，那种专注、那种谨慎，都可以看到他那分至孝。所以他的孩子也将照顾祖母的工作主动承担过来，这就是上行下效。

　　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他父子有亲的天性推衍到爱兄弟、爱家族、爱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最后“凡是人，皆须爱”，凡是物，皆须爱。孟子讲的，亲爱自己的父母到仁爱一切人，仁民又爱物，最后推衍到爱一切的生命。看到羊就会想，它也有妈妈，它也会想妈妈，所以不能伤害小羊、不能伤害它的父母，这就是爱物。仁慈心就慈悲一切的生命，不伤害一切的生命，这个教育就成功了。所以圣贤教诲一定是先从孝开始教起，从仁爱之心开始落实。《群书治要·论语》讲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所以不从孝道这个根本教起，教育将是本末倒置，徒劳无功。《群书治要·孝经》里，孔子也教导：“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行的根本，教育一定要从孝道开始。孝悌二字很微妙，在家是对父母、对兄长，延伸到学校去，称老师叫师父，这是父子关系的延续；同学叫师兄弟，是兄弟情感的延续。出社会不管他在哪一个行业，他也有师父，也有师兄弟，所以延伸到学校、社会团体，都是一个家道的延续，都像一家人一样的道义，社会怎么会不和谐？

　　所以我们老祖宗的教育智慧，他用三个设施来把人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人格特质建立起来。第一个就是宗庙，就是祠堂。祠堂就是祭祖的，重要节日的时候祭祖，平常是拿来教育子孙私塾的教室。第二个设施是孔庙，第一个设施祠堂教我们孝道，第二个设施孔庙祭孔，教我们尊敬老师。这孝敬之心就是一个人的大根大本，有孝敬了，他的德行、他的学问就有根，根深就叶茂。第三个设施是城隍庙，教我们因果教育。所以三种设施，宗祠教导伦理孝道，孔庙教导道德，城隍庙教导因果。有伦理道德，人们耻於作恶，有羞耻心；懂得因果，人不敢作恶，就有敬畏的心。用三种设施就成就一个人健康的人格，这是多么高度的智慧，我想这些智慧都应该带给全世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群书治要·孔子家语》

　　整个社会的风气，以至於下一代的幸福，都维系在能不能有人给社会做榜样，以至於能不能把圣教弘扬开来，转变人心，这个责任很重大。净空老教授教导我们，“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自自然然能产生善的力量，能够慢慢延伸到我的社区，我的地区、县市，以至於期许我们自己的国家，可以带动全世界正确的思想观念，恢复伦理道德。前面我们师长有提到，信心危机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确实要有人真正把传统文化的圣贤教育做出来，身行言教，做出榜样，做出实践成果给大家看，才能真正树立起大众的信心。虽然老祖宗留下很多宝贵的典籍，可是盛世不能常常出现，其中很重要的关键在人，在《孔子家语》里一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有像文王、武王这么有德行的人来做领导，这个仁政便能实行。因为政治就是要大公无私，要公正，臣民就不会私心滔滔，会效法你的公正，这也是上行下效。所以师长这次特别慈悲提出“六大”：发大心，立大愿，培大根，固大本，修大行，证大果。

　　在历史上有两位圣人教学非常成功，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他在世教学四十九年影响很大；第二个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回来才正式教学，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五年，但是影响都很大。什么原因？这两位老师教学都是遵守“先行其言”，他所讲的东西他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不敢说，学生对他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学孔子，要学释迦牟尼佛，把经典、圣贤的教诲切实做到，它就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就是我们工作，就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做成功了就会产生效果。

　　在中国的整个监狱系统，海南省的张发厅长，张厅长在二ＯＯ六年四月底去见师长，净空老教授，师长就指导他用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化监狱的服刑人员。结果他回去之后真的尽心尽力去做，很多的服刑人员懂了孝道之后都回头。有一位服刑人员打电话回家，母亲接起电话，这个服刑人员就说：母亲，最近天气比较凉，您要多加衣服。结果母亲对著电话说：你打错了。因为她的孩子以前都是回来要钱的，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她不敢相信这是她儿子。后来警官赶紧再打给她说，这真的是你的孩子。所以在监狱系统的教育证实了“人之初，性本善”，连服刑人员都可以教得很好。海南监狱系统的成功经验影响了全中国的监狱系统，他们所编的教材成了全中国监狱系统的教材。而整个中国在习主席的带领下，除了张厅长以外，在各级官员、企业界、教育界及各行各业都有依照《群书治要》落实的典范。所以只要有好的榜样，大家对圣贤教诲就会有信心去落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和谐的世界就从我们每一个人立志做好榜样开始，一定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