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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对世界和谐的启示

 和平安定,是全人类深切的期盼。

  中国有一句谚语:“家和万事兴”。自古以来,帝王统治国家、教化百姓就是一个和字,所谓“政通人和”、“安和乐利”、“和气生财”,无不是社会祥和、天下太平的描述。中国北京的故宫,是元明清三代的皇宫,这三代历时将近五百年。皇宫里有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称为太和殿、中和殿以及保和殿,代表要时时养一种和谐的人生态度,然后时时循中道而行,时时又能保持这样的德行。

  六百年前,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时候郑和的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将近三万人,一百多艘舰船走遍了全世界,没有侵略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占领一个地方,带给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农耕及各种生活技术,是和平之旅。六百年后,所利益的国家地区之人民对他还念念不忘,七次下西洋都经过马六甲,马六甲的人民一直到现在,每条街道都有郑和庙。事实证明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一、人心不善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群书治要·尚书》

  如今地球灾变频繁,举世纷争不断,全人类都希望化解灾难,实现安定和平,如何能真正用和平的方法去达成?《论语》里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事情都要从根本来思考,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净空老教授常用中医来譬喻,如要治病,首先必须把病根找到。我们现在来反思家庭、社会的种种问题。从身体来讲,现在的癌症、文明病非常多;从心理上来讲,现在的精神病、自杀率非常高;从家庭来讲,父子冲突、夫妻冲突、兄弟冲突,还包含不孝养老人、不教育下一代,这些整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到社会当中,犯罪率节节上升,下一代的青少年犯罪率也很高,包含整个堕胎的情况,全世界一年堕胎超过五千万人,这是连禽兽都不会做的事,但是现在人类却在做,这是社会问题;以至於种种的天灾,看起来现象非常复杂,但是从根本人心上来看,事实上并不复杂。《尚书》是很早的一本中国的经典,里面提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这句话点出了所有问题的大根大本,在人心。因为人心他追求利欲,追求自私自利、追求欲望,才会产生这些种种的问题。只要人心从利欲的追求、享乐的追求,转成道义、转成节俭,这些种种问题就会去掉。

  (二)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群书治要·荀子》

  在《群书治要·荀子》里讲,“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道义胜过利欲的时候就是太平盛世,利欲克制了道义的时候就是动乱时代。其实圣贤的一句话就能解决我们家庭跟社会,以至於国与国的所有问题,就是“义”要放在前面,“利”要放在后面。郑和重义轻利,想的都是各国百姓的幸福安乐,所以能与各国和谐友爱、共存共荣。

  (三)哀公问於孔子曰。寡人闻之。东益不祥。(东益。东益宅也。)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东益不与焉。《群书治要·孔子家语》

  人类的灾难,来自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二千五百多年前,这《群书治要·孔子家语》就有记载,有一次国君问孔子:我听说房子往东边盖会不吉祥,真是这样吗?孔子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予国君最重要的治国智慧,告诉国君:房子往东边盖不会不吉祥,但是有五件事情是真的不吉祥。第一,“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都是损害别人而利益自己,都跟人争,这个人一生不可能有福报,应该是念念为人想,心量大才有福报,所以认知错误,他一生不可能吉祥。第二,“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孝顺为齐家之本,遗弃老人只顾孩子,这个家没有孝道承传,那家一定不吉祥。第三,“释贤而用不肖,国之不祥”,贤德的人、正直的人都不用,用了很多谄媚巴结的人,那这个团体、国家就不吉祥了。第四,“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长辈、老人不教伦理道德做人,下一辈又不学,整个风俗快速堕落,这是社会风俗的不祥。第五,“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不祥”,圣人没有被重用,甚至於圣人的教诲没人要学,反而是功利主义挂帅,利欲薰心。从自身到整个世界不吉祥、不和谐的根源,孔老夫子在《孔子家语》里早就讲得清清楚楚了,所以只要能真听老人言,就能幸福在眼前。

  和谐世界,从内心的和谐开始。

  一、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童蒙经典《三字经》头一句就说到,“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是善的,每一个人都有纯净纯善的性德。“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也是《群书治要·论语》里面的教诲,本性本善,习性不善,被染污,学坏了,善与不善冲突了。就如刚才所说的义与利,利害、利益当前,第一个念头想到自利还是利他?我要自利,你也要自利,就发生冲突了;如果都想到利他,冲突就没有了,这是根本的根本。所以和谐世界要从内心的和谐开始,因此教育就非常重要。“苟不教,性乃迁”,如果不把教育办好,善良的本性就会随环境的影响而受污染。

  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老教授强调,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就是靠教育。《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一国之君建立政权,领导人民,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教学。教学上了轨道,国家政权就会非常稳固,就能长治久安;要是疏忽了教学,国家政权就不稳定,社会就容易动乱。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我们的祖先尧舜他们都是圣王,他们不只自己成为圣贤,他们希望所有的子民都成为圣贤,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因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这些圣贤人他人生的价值观是什么?明明德就是爱护自己,让自己这一生的智慧、德行达到圆满;在亲民,是让自己的家人,以至於生命当中的有缘人,也能达到圣贤人的境界,这是亲民;所以爱人爱己达到圆满,叫止於至善,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所以从尧帝那个时候,他就洞察到人需要教育,人不学,不知义。他通达人性,他能洞察到,假如人只是吃得饱,饱食暖衣,穿得暖,逸居而无教,“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很安逸的过生活,却没有教育他的话,“则近於禽兽”。圣人他洞察到这个问题,他有担忧,所以赶紧让契当教育部长。这个契也是孔子的始祖,商朝的始祖,当教育部长。教什么?伦常大道,五伦教育,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了这些教育,五伦关系的冲突就能够化解掉。

  “贞观之治”对世界和谐的启示。

  圣贤的教育是超越时空、超越种族的真理,老祖宗留传至今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均是历经千万年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只要遵循去做,就能有好的结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每一个朝代都印证。周朝遵循古圣先贤尧舜之道,四十年无人犯罪,监狱的刑具都生锈、坏了,还要去修理。而经过一、二千年以后,唐太宗皇帝按老祖宗教诲来做,再创一个盛世,贞观之治。《群书治要》就是唐太宗下令编的,诚如魏徵大人於序文中所说的,太宗喜其广博而切要,日日手不释卷。每天手不释卷学,而更重要的,他能成就贞观之治一定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他才能够感化臣民。唐之前的隋朝,再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已动乱了一、二百年,而太宗执政初期国家十分困窘,连年大旱令国库空虚,米价腾贵,人民苦不堪言。然而仅仅二、三年之后,国家已是一派欣欣向荣,不仅稻米恢复低价,民风也变得十分淳厚,彼此信赖,即使对陌生人也充满友善。旅行在外的人们可以不必带路费,沿路大家都会给予帮助,史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比拟三代大同之世。

  在《资治通鉴》有一段记载,贞观六年夏天,唐太宗视察死囚的监狱,听到死囚们思念老迈双亲,感到非常怜悯,太宗重视孝道,十分仰慕亲尝汤药的汉文帝。因存孝心,看到死囚萌生一念孝心,就感同身受,就让他们都回家孝养父母,约好来年的秋后再回来就死。孝心开显,必得忠信,结果第二年秋天,这三百九十人竟没有一个人逃亡,都自发回来等待斩首,而最后太宗也赦免了他们。这就是太宗以好学、德行成就了天下归心之盛世。贞观之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圣贤教育对於个人之福祉、国家之治乱、世道之昌盛至关重要。所以《群书治要》之重现,实有其神圣使命。这部宝典既能帮助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并奠定整个大唐三百年盛世的基础,也必能为当今各阶层领导者、志士仁人提供珍贵借鉴。

  中国的习主席热爱中华文化为众所周知,主席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高度肯定《群书治要》这部宝典。主席执政只短短一、二年即达到万民归心,世界各国高度肯定,单就提倡廉洁、提倡节俭这一条,一天就替国家省多少公帑,培多少福报,这都是无法估量的!所以《群书治要·孝经》里讲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一个国家有一个好的领导,百姓就有福。

  《群书治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智慧。

  一、修身。“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群书治要·礼记》

  以下我们就从《群书治要》里再选取几句来交流。首先,从修身方面,《礼记·曲礼》说:“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傲不可长,傲慢心一生起,人就无法虚心受教,也就很难再成长,因为学问成就的大小是建立在谦卑受教的态度。欲不可纵,人的坏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戒除,所谓“玩物丧志”,沉溺在玩乐当中不能自拔,“欲令智迷”,所以人的习性不能放纵,一定要养成自制力,要克制欲望。《傅子·仁论篇》说到:“德比於上则知耻,欲比於下则知足。”生活的所需跟中下阶层的人比就好了,不然比来比去,福报花完就禄尽人亡了。有个真实的故事,两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福报一样,可是一位放纵欲望,花钱太凶,英年就早逝了;一位节俭惜福,就得享康寿。所以《群书治要·政要论》提到,“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在《群书治要·论语》里面夫子赞叹夏禹,禹王自己饮食菲薄,然而祭祀的祭品则必丰富,这是至孝;平常他只穿粗恶的衣服,然而朝衣则穿得隆重,这是恭敬群臣;他不注重自己的宫室,所以宫室很简陋,而尽力来为农民办理水利建设,以利农田,这是厚爱百姓。所以古圣先王他们都是勤俭的榜样,都是节欲的榜样,节制自己的欲望。

  再来,“志不可满”,不可以志得意满,要学习谦虚,志当存高远,一个人应该有高远的志向,人生才会充实,才会时时想到服务社会、服务他人。“乐不可极”,乐极生悲,凡是面对自己的感受、情绪都要遵循中庸之道适可而止。不懂得掌握礼貌的分寸,常常在尽兴贪玩之时丧失理智,不仅伤害自身还危及他人,现在社会上这种乐极生悲的事情不胜枚举。

  二、尊贤

  接著我们从尊贤方面来看,尊贤是治国关键所在,得到贤良的人才,有志於利国利民的人就会来归附,因为能被尊重、被重用。

  (一)樊迟问智。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何谓也。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群书治要·论语》

  在《群书治要·论语》当中,有一段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樊迟请问孔子,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樊迟未能理解,孔子接著又再解释,什么是知人?就是他能够举正直公平的人才,曲邪的人也能慢慢调整过来。樊迟听完后还不是很明白,就请教同学子夏,子夏就举例说,大舜治理天下,从众人中举用有德行的皋陶,没有德行的人就远离了;商汤举用伊尹,也是如此。所以选贤才多重要,因为他有盛德,他以身作则来教化底下的人,慢慢风气就能转,本来品性不算很好的,慢慢的也可以改过迁善,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我们之前也听到,一个单位离婚率很高,可是换了一个好领导,从此没有人离婚,人还是那些人。夫子深明教化的力量,所以讲到“举直错诸枉”,要把有德的人摆高位。假如把没有德的人摆高位,那受灾殃的臣子跟老百姓就太多了。

  (二)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群书治要·论语》

  “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把一个邪曲自私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那正直之人将被陷害。历史当中说“口蜜腹剑”,嘴巴很甜,肚子藏什么?藏剑。这些人都是很邪曲的,都会陷害忠良,所以任用愈高阶的官员,影响的面愈大,愈要慎重。

  中国从汉武帝开始,人才录取的标准是举孝廉,这个做法非常有智慧,因为有孝就有做人的基础,廉洁就不贪污,两个字就包含了做人做事的大根大本,人才绝不能说口才好就可以,现在录取标准偏差了,提倡的方向不对了,当然就出不了人才。有句话提到,“上以言语为治,下以言语为学,世道之所以日降也”。世风为什么日下?因上位者觉得口才好就是他懂得治理,而处下位的人也觉得口才是本事,整个社会风气就变得只说不做,知行都脱节,世道就一直下降。为什么孔夫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一个重视德行的人,他言行一致,甚至讲少做多。可是现在社会为什么危险?真正做得多、讲得少的厚道人反而被忽略、被笑傻,怎么会不危险?其实在家庭、团体当中,看到这种苦干、实干的人,应该常常肯定他、鼓舞他。如此,厚道的社会风气才能够再兴盛起来。

  三、教化

  (一)蒙以养正。圣功也。《群书治要·周易》

  再来我们从教化方面看,《易经》里面有一句重要的话,“蒙以养正,圣功也”,这个蒙是代表受教育,小孩刚出生还懵懵懂懂,要养正教育,要从小养成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他的善心、善言、善行,扎好德行的根基,这是世间最伟大的功业。因为他成就了一个圣贤,对家庭、社会、国家、民族的贡献会非常大。所有的圣贤都是透过父母教育,尤其是母亲的胎教,及三岁以前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有好女子才会培养出圣贤人才,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群书治要·论语》

  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理念是伦理,伦理教育的核心是一个“爱”字。五伦之一是父子有亲,父子的亲爱是天性,中国的教育就是让这种天性终身保持,这是第一个目的。有一位导演叫翟俊杰,他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他说他人生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当他打开家门,还能喊一声娘,这是他最幸福的。六、七十岁的人,他还是他母亲的孩子,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看到他戴著老花眼镜帮他的母亲剪脚指甲,那种专注、那种谨慎,都可以看到他那分至孝。所以他的孩子也将照顾祖母的工作主动承担过来,这就是上行下效。

  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他父子有亲的天性推衍到爱兄弟、爱家族、爱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最后“凡是人,皆须爱”,凡是物,皆须爱。孟子讲的,亲爱自己的父母到仁爱一切人,仁民又爱物,最后推衍到爱一切的生命。看到羊就会想,它也有妈妈,它也会想妈妈,所以不能伤害小羊、不能伤害它的父母,这就是爱物。仁慈心就慈悲一切的生命,不伤害一切的生命,这个教育就成功了。所以圣贤教诲一定是先从孝开始教起,从仁爱之心开始落实。《群书治要·论语》讲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仁之本与。”所以不从孝道这个根本教起,教育将是本末倒置,徒劳无功。《群书治要·孝经》里,孔子也教导:“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行的根本,教育一定要从孝道开始。孝悌二字很微妙,在家是对父母、对兄长,延伸到学校去,称老师叫师父,这是父子关系的延续;同学叫师兄弟,是兄弟情感的延续。出社会不管他在哪一个行业,他也有师父,也有师兄弟,所以延伸到学校、社会团体,都是一个家道的延续,都像一家人一样的道义,社会怎么会不和谐?

  所以我们老祖宗的教育智慧,他用三个设施来把人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最重要的人格特质建立起来。第一个就是宗庙,就是祠堂。祠堂就是祭祖的,重要节日的时候祭祖,平常是拿来教育子孙私塾的教室。第二个设施是孔庙,第一个设施祠堂教我们孝道,第二个设施孔庙祭孔,教我们尊敬老师。这孝敬之心就是一个人的大根大本,有孝敬了,他的德行、他的学问就有根,根深就叶茂。第三个设施是城隍庙,教我们因果教育。所以三种设施,宗祠教导伦理孝道,孔庙教导道德,城隍庙教导因果。有伦理道德,人们耻於作恶,有羞耻心;懂得因果,人不敢作恶,就有敬畏的心。用三种设施就成就一个人健康的人格,这是多么高度的智慧,我想这些智慧都应该带给全世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群书治要·孔子家语》

  整个社会的风气,以至於下一代的幸福,都维系在能不能有人给社会做榜样,以至於能不能把圣教弘扬开来,转变人心,这个责任很重大。净空老教授教导我们,“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自自然然能产生善的力量,能够慢慢延伸到我的社区,我的地区、县市,以至於期许我们自己的国家,可以带动全世界正确的思想观念,恢复伦理道德。前面我们师长有提到,信心危机是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确实要有人真正把传统文化的圣贤教育做出来,身行言教,做出榜样,做出实践成果给大家看,才能真正树立起大众的信心。虽然老祖宗留下很多宝贵的典籍,可是盛世不能常常出现,其中很重要的关键在人,在《孔子家语》里一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如果有像文王、武王这么有德行的人来做领导,这个仁政便能实行。因为政治就是要大公无私,要公正,臣民就不会私心滔滔,会效法你的公正,这也是上行下效。所以师长这次特别慈悲提出“六大”:发大心,立大愿,培大根,固大本,修大行,证大果。

  在历史上有两位圣人教学非常成功,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他在世教学四十九年影响很大;第二个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回来才正式教学,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五年,但是影响都很大。什么原因?这两位老师教学都是遵守“先行其言”,他所讲的东西他做到了,他没有做到的他不敢说,学生对他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学孔子,要学释迦牟尼佛,把经典、圣贤的教诲切实做到,它就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就是我们工作,就是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做成功了就会产生效果。

  在中国的整个监狱系统,海南省的张发厅长,张厅长在二OO六年四月底去见师长,净空老教授,师长就指导他用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化监狱的服刑人员。结果他回去之后真的尽心尽力去做,很多的服刑人员懂了孝道之后都回头。有一位服刑人员打电话回家,母亲接起电话,这个服刑人员就说:母亲,最近天气比较凉,您要多加衣服。结果母亲对著电话说:你打错了。因为她的孩子以前都是回来要钱的,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她不敢相信这是她儿子。后来警官赶紧再打给她说,这真的是你的孩子。所以在监狱系统的教育证实了“人之初,性本善”,连服刑人员都可以教得很好。海南监狱系统的成功经验影响了全中国的监狱系统,他们所编的教材成了全中国监狱系统的教材。而整个中国在习主席的带领下,除了张厅长以外,在各级官员、企业界、教育界及各行各业都有依照《群书治要》落实的典范。所以只要有好的榜样,大家对圣贤教诲就会有信心去落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和谐的世界就从我们每一个人立志做好榜样开始,一定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