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自求多福。
 
前面介绍了一些史书中记载的因果案例。有足够真诚态度的人看了这些案例，就会开始以开放的态度，承认因果报应存在的可能性。
 
然而，有一些善于诡辩的人会说：“这有什么？我能找到更多坏人做坏事还获得大富贵的历史案例。”的确在历史上，有很多做了不仁义的事还是能得到功名富贵的人，甚至做了皇帝的都有。可是，要知道很多因果是涉及前世今生的。一个人之所以能得到大富贵，有可能是因为他过去世做了大善事，积累了大福报，这一世因缘成熟，即便做了一些不仁义的事依然能得到大富贵。但是今世做不仁义的事会在以后受报。凡人用肉眼看不到其背后深层次的前因后果，会愚昧地认为做好事不会有好报，还认为要用损人利己的心态去争权夺势，投机取巧，不择手段，才能得到好的结果。
 
大部分人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前世和后世的，所以对因果的道理不相信也很正常。可是要知道，一个人的祖辈和后辈的情况往往能被观察到。《易经》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传统文化经常提到一个词，叫做“感召”。什么样的人，就会感召什么样的后代。一个人造下了善恶的因，虽然我们看不到他转世后的情况，但是他这一世所感召来的子孙，大概也会造了相似的善恶之因，这些善恶之因的果报往往能在这些子孙的身上被观察到。所以《易经》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积善之家的后代子孙一定会有喜庆，反之，积不善之家的后代子孙一定会有灾殃。这个“必”字，说得既坚定又肯定，没有丝毫的模棱两可。我们以这个角度，通过对一些案例的观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
 
下面还是列举一些来自二十四史的真实历史故事。
 
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于定国，其父亲于公是县衙掌理狱讼的官吏。他判断狱讼公平允当，被判的人，莫不心服口服，毫无怨恨。当时东海有个孝妇，年少守寡，抚养婆婆非常尽心。婆婆想让她改嫁，她始终不肯。后来婆婆不想拖累她而上吊自杀。婆婆的女儿却认为是这个孝妇杀死了母亲，于是向官吏告发，官吏逮捕了这个孝妇。经过严加烤打审问，孝妇被迫认罪。案件上报到府中，于公认为这个妇女赡养婆婆十多年，以孝顺闻名，一定不会杀人。太守不听，于公争辩，但无法改变结果，于是抱着那件案子，在府上痛哭，然后借口有病辞职离去。太守最终还是判孝妇死刑。孝妇死后，东海郡内枯旱，三年不雨，五谷不熟。后来新太守上任，占卜询问原因，于公说：“孝妇不应该被判死刑，前太守强行判决，灾祸的根源就在这里吧？”于是太守亲自祭祀孝妇坟墓，并在墓前立碑表彰。天立即下大雨，庄稼丰收。郡中因此非常敬重于公。 后来于公闾门坏了，相亲父老要共同为他修理，于公说：“门可做高大些，使能容驷马高盖车进入，我治理狱讼多阴德，未曾冤枉于人，将来子孙必有昌盛显贵者。”其子于定国为廷尉官掌刑辟，治狱亦小心谨慎，以公平宽恕著称当世。当时朝野赞叹称颂说：“张释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定国为廷尉，百姓自以为不冤。” 后来宣帝任用于定国为丞相，封西平侯，享年七十余岁善终，追封为安侯。其子于永，以孝传闻于当世，官至御史大夫，数代封侯传诵于世。
 
汉武帝时期，丙吉曾做过廷尉。武帝晚年，江充以巫蛊事诬陷太子据，太子全家皆连坐受害。当时皇曾孙出生数月，也因太子的事被囚狱中。丙吉奉诏治巫蛊狱，心知太子受冤枉，怜悯皇曾孙无辜进监狱，特选派谨慎忠厚女子，保护养育。自己则每天再三来狱探望。还用自己的财物为其提供衣食。在皇曾孙生病期间，多次增加饮食和医药供给，对皇曾孙关怀备至。武帝后元二年，望气者声称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听到后便下诏，凡囚拘狱中犯人，无论轻重罪状，一概处死。使者夜间抵达，丙吉闭门拒见，说到：“其他人无辜处死尚且不可，何况皇上亲曾孙呢？”双方相持至天亮。使者未能入内，返回后便向武帝奏报此事并弹劾丙吉。武帝听到丙吉的话却幡然醒悟，赦免了天下囚犯。郡邸狱中的囚犯因丙吉的庇护得以幸存。皇曾孙被赦免后，丙吉闻知故太子妃史良娣外家有母贞君及兄恭，便将皇曾孙托付史氏教养。到了昌邑王被废，朝廷议立新帝，尚未决定时，丙吉建议霍光说：“当今社稷宗庙，天下群生之命，全在将军之举，皇曾孙病已在宫妃外家，已十九年，博通经术，才能优异，仁慈爱人，行为安详而节和，可以嗣孝昭皇帝之后，愿将军详大义，决定大策。”霍光听许，于是迎立皇曾孙病已即位，是为宣帝。丙吉为人深沉厚道，从不夸耀自己的功劳，闭口不提自己过去对宣帝的恩德，因此朝廷没有人知道他的功绩。后来有宫婢自说保育之功，言辞中牵引到廷尉丙吉知道内情状况。宣帝亲自见问丙吉，然后才知丙吉有旧恩。宣帝对他这种不居功的德行，大为称叹，于是封为博阳侯。丙吉临当封侯时，忽然生了大病。宣帝担心丙吉一病不起，太子太傅夏侯胜说：“丙吉不会死的。臣听说有阴德的人，不仅自己会得到福报，福泽还会延及子孙。如今丙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善报，所以他的病不是会致死的病。请陛下宽心。”不久丙吉果然痊愈，受封博阳侯，五年后担任了丞相，世称贤相。丙吉原本出身于掌管刑狱法律的小官吏，后来学习了《诗经》和《礼记》，精通其中的大道理。等到他担任丞相职位时，待人宽厚仁恕，崇尚礼让。下属官员有罪过或不称职的，他就给予长期休假，始终不去审查追究。有客人对丙吉说：“您作为汉朝的丞相，奸邪官吏谋取私利却得不到惩罚。”丙吉回答：“在三公这样的高位上却以查处官吏闻名，我私下里认为这是可耻的。”后来继任者沿袭了这个做法，于是形成惯例——公府不主动查办属官，就是从丙吉开始的。丙吉去世后被追加封号为“定”，子孙继承侯位，直至王莽篡汉时才绝。
 
以上两则真实历史故事出自《汉书》。
 
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反叛。案件交由各郡重新审理。三公府认为袁安擅长处理复杂案件，任命他为楚郡太守。当时受刘英供词牵连而被囚禁的有几千人，明帝非常愤怒，官吏审讯得很急迫，犯人痛苦之下虚假认罪，很多人因此丧命。袁安到任后，没进官府，先去查看监狱，审查那些没有确凿证据的人，列出名单上报，希望释放他们。府丞和属吏都跪地劝阻，认为这样做是偏袒反贼，按法律要同罪论处。袁安说：“如果有错，责任由我这个做太守的一人承担，不会连累你们。”于是分别详细上奏。明帝有所醒悟，立即批准，得以释放的有四百多家。一年多后袁安任河南尹。他施政以严明著称，但从未因贪污罪名审问过人。常说：“凡是读书做官的人，高的希望做到宰相，低的也想当州郡长官。在圣明时代禁锢百姓，不是我这个京兆尹忍心做的事。”听到的人都感动自勉。他在任十年，京城秩序井然，名声震动朝廷。建初八年升任太仆。袁安父亲去世时，母亲让他去寻找墓地，路上遇到三位书生问他去哪。袁安说明缘故后，书生指着一处说：“葬在这里，后代会成为上公。”转眼就不见了踪影，袁安觉得很奇异。于是将父亲葬在那片地上，此后家族世代兴盛显赫。袁安的儿子袁京、袁敞最为知名，都官至司空。京的儿子汤，官居太尉。汤的儿子逢，位居司空，隗位列太傅。表面上是神明指授吉地应验，实由袁安累积阴德感召，所遗下的善报。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出自《后汉书》。
 
唐朝的徐有功曾任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厚仁恕，不忍心用杖刑惩罚百姓，百姓都感念他的恩德，于是互相约定说：“谁要是犯了过错，被徐参军责打，大家就一起排斥他。”结果终此一生，从不责打一人。后来他多次升迁，做到司刑丞。当时武则天僭位，害怕唐朝的旧大臣们图谋反对自己。周兴、来俊臣、丘神绩、王弘义等人揣摩她的心意，设立了许多专门的监狱，大肆抓捕将相高官，让他们互相牵连揭发。暗中罗织罪名，严刑拷打，手段残酷至极。他们还诬陷天下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派出使者迅速前往各地查办，一律以“谋反”定罪。官吏们争着看谁更能罗织罪名、陷人于罪。武则天则用官职和赏赐来鼓励他们。因此，告发谋反的人一天到晚不断。整个朝廷和民间都震惊恐惧，没有人敢说一句公道话。只有徐有功屡次冒犯武则天的威严，据理力争，为蒙冤的人辩白是非。由此蒙他护救的百姓有数十多家，许多死刑重罪，常获免死，天下称颂他为仁人。又曾因力争李行褒罪不应诛及亲族，酷吏周兴奏有功故意救出反叛众囚，应当处斩。武则天只免其官，不久因念有功用法公平仁恕，擢升为殿中侍御史。朝野远近闻知，莫不相贺。当时来俊臣、周兴、索元礼及武承嗣等奸臣联合诬陷狄仁杰等忠臣七人谋反，极力奏请斩杀。有功独挺身辩护说：“陛下有好生大德，俊臣等不能顺美，反要劝陛下为暴主，究竟是何心意，请陛下明察！”又曾为豫王妃窦氏之母庞氏伸冤，力争不应处斩。监察御史薛季昶因此弹劾有功，说他袒护大逆谋反的罪犯，按律应当处以死刑并在闹市公开处决。手下小吏含着泪把这一消息告诉有功。有功感叹说：“难道唯独我一人会死，他人都永远不死吗？”于是从容不迫地步行回家，闭门熟睡，置死生于度外。武则天召见他，责问说：“你近来审理案件，常常判决过轻，放人太多，这是为什么？”有功回答说：“如果因宽宥而放错了人，那只是我作为臣子的小过失；而爱护生命、使百姓活命，是陛下的大仁德。”武则天听了，默然不语。庞氏因此得以免除死刑，改判为流放；有功也被罢免官职，贬为平民。后来被重新起用，授任左司郎中。后来又转任司刑少卿。他与皇甫文备一同审理案件时，皇甫文备诬告他放纵谋反的同党，企图陷害。过了很久，皇甫文备因犯罪被关进监狱，有功却依法将他救出。有人问他：“他过去曾把你陷于死地，你如今却救他性命，这是为什么呢？”有功回答说：“你所说的，是个人的怨恨；我所坚守的，是国家的法律。我不能因为私人的恩怨而损害公义。”有功曾对亲近的人说：“大理寺所审理的，都是人命攸关的大事，绝不能曲从上意、歪曲事实，用虚假的言辞来苟且偷生、保全自己。”因此，有功在审理案件时，始终坚持公平正直，依据法律为蒙受冤屈的人辩护。他一生中曾三次因坚持正义而被判死刑。每当面临死刑时，他都神情坦然，毫不忧惧；后来被赦免，也并不欣喜。武则天也因此更加敬重他的品格。他所保全、救活的人非常多，使得当时那些残酷的酷吏稍有收敛，但酷吏们也因此把他视作仇敌。不久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一班迎合圣旨取宠的酷吏，相继遭受诛杀，而有功却声誉日渐隆重，官居司仆少卿，荣显善终。去世时，享年六十八岁，朝廷追赠他为司刑卿。史臣称赞说：“徐有功从不因为唐朝与武周政权的更替而改变自己的忠心，他始终如一地坚守法律的公正。他甘愿亲身赴死，也要拯救那些无辜将死之人。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多疑残忍的君主和残酷暴虐的酷吏之间，以宽恕之心立身处世，对内遏制了酷吏肆虐的暴行，使天下百姓不至于被冤狱之火彻底吞噬。这样的人，真可以称得上是‘仁人’啊！”唐中宗即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派遣使者到他家中吊唁祭奠，赐布帛一百段，并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唐玄宗开元初年，当年曾被徐有功救下的窦希瑊等人，主动请求将自己的官职让给有功的儿子徐惀，以报答当年的恩德。朝廷因此任命徐惀为大理司直，后又升迁为恭陵令。有功第五代孙徐商，官至太子太保，商的儿子徐彦位登宰相，封齐国公，世代荣显。唐武宗会昌中追赠有功谥号“忠正”。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出自《新唐书》。
 
下面再看一些近代的真实案例。
 
聂云台先生是曾国藩先生的外孙，他写了一本书，叫《保富法》。书中记载了先生通过对上海和自己家乡几十年的观察，而发现的一些事实：曾国藩、林则徐、左宗棠等为官清廉的人，其后代多数是人才；同时期，如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通过鸦片发大财的，但几十年后，他们的家业均已没落，其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还举了一些详细的例子。其中之一是江西周翁的例子。当时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商户劝募捐款。湘潭分号经理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周翁知道后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大发雷霆。当时周翁已经是拥有数百万银两的大富翁，却连零头都不舍得捐出。后来有人问他如何发到如此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而已”。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每房分到三百万。不过仅仅经过十几年，这些遗产就被败光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但也遭遇种种意外衰耗，所余钱财也变得很少了。按常理来说，每房三百万不会一起败得如此之快。但这就是事实。这位周翁是做正当生意，并未取非分之财。但只是因为心里悭贪，很少施舍救助贫困之人，眼见饥荒也不肯出钱救济，没有仁慈平等的心念，其后代就遭受了这样的余殃。
 
《保富法》中还列举了一些其他案例，并详细分析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这里不再一一列出，强烈推荐有兴趣者认真阅读这本书。
 
下面是另一个近代的真实故事。清朝晚期，海南文昌县有一位非常有德的长者叫韩鸿翼，是崇尚儒家观念的商人。因为过于热心慈善，经常赈济当地穷苦人，以至于渐渐地把家财耗尽了。他也被当地的人尊称为“先生”。韩鸿翼老先生步入晚年时，家中景况已经不好，渐趋穷困潦倒。老先生有一位儿子名叫韩教准，小时候被过继给无子女的舅父，改姓宋，名字也改为耀如。宋耀如后来成为一名牧师，经商变得十分富有，还是孙中山的有力支持者。后来生了六个子女：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安、宋子良。长女宋霭龄嫁给了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女宋庆龄嫁给了孙中山，后来还当了副主席；三女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长子宋子文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次子宋子良，曾担任外交部总务司司长、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广东财政厅厅长等职务；三子宋子安曾任中国国货银行监察、香港广东银行董事长。一位商人不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的享受而积财，却把财富大部份捐献给了穷苦乡民，以致自己晚年穷困潦倒。但他的孙辈却个个都是建树显达、闻名全国的能人。
 
由此，我们观察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发达，只要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查询，追溯到他的上一辈，甚至他的祖辈，就必定能找到其中原因，必定能验证“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从而进一步验证因果报应的真实存在。
 
再看外国的一个近代的统计研究。美国学者Winship在1900年做了一项研究，比较两个家族，跟踪他们近两百年以来的繁衍发展。写成《Jukes-Edwards》一书。两个同时代的人，一个是信基督教的爱德华兹，另一个是著名无神论宗师马克·尤克斯。马克·尤克斯曾对爱德华兹说：“你所信仰的基督，我永远不会信！”这两个人，其各自的家族200年后的情况如何呢？有信仰的爱德华兹，其家族人口数：1394人。其中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一位副总统。无神论者马克.尤克斯，其家族人口总数：903人，其中 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在信仰的背后，爱德华兹家族种下了善的种子，使得其家族能够得到如此好的发展。
 
通过以上多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坚定地相信因果报应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