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能够编撰出来，主要还是唐太宗爱民之心，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十几岁就去打仗了，对这些怎么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这些为政的智慧，他比较缺乏。所以命魏征这些大臣，在一万四千多部书，八万九千多卷当中，选了六十五部、五十卷书编成这一套《群书治要》。

　　确实，太宗做到“多志前言往行”，他是手不释卷。我们从哪里判断？从他整个“贞观之治”过程当中，他做出来的行为都跟《群书治要》教的相应。像贞观十六年，刚好太宗就谈起来，说他看历史看到汉朝（十六国），刘聪，这个皇帝他要为刘后建宫殿，当时候的廷尉陈元极力反对，当下皇帝刘聪就很生气，命令要把他斩首。结果反而这个刘后很识大体，赶紧劝皇帝不要这样子去做，而且劝导他，这一位廷尉陈元讲得也非常有道理，因为建一个宫殿必然兴建土木，老百姓可能生活的负担已经很大了。他听完刘后的话，这个气就平复下来。太宗看到这一段历史，他刚好就观照到了，他正要建宫殿，而且蓝田的木头很好，这个蓝田木都已经拉过来，准备盖了。但是他看完这一段，他不只记住了，他说他讲得有道理，付诸实行，就没建这个宫殿了。所以太宗做到这一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也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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