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物的取得与给予要分辨清楚，宁可多给别人，自己少拿一些。

 

“贵分晓”提醒我们不义之财不可取。《曲礼》中说：“临财毋苟得。”面对钱财不要随便取入私囊，而要先思考一下得到这个财富是否符合道义。所以我们通过经营事业而获得利润，要选择那些合理合法，不危害社会大众的行业。比如烟酒行业，是对社会大众不利的，这样的行业我们不参与；通过偷盗、抢劫、赌博而获得的钱财，当然也是不符合道义的，像炒股，通过短线操作低买高卖，这等同于赌博，是不义之财，投资股市应该提倡价值投资；偷税漏税、贪污受贿所获得的钱财，也是不义之财。《大学》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所以财有“吉财”和“凶财”之分，凶财凶入亦凶出。通过不正当方法取得的财物，最终会以灾难的方式失去。得到财富，要特别留意来路正不正。不合乎道义的财富，我们绝对不能要。聂云台先生所写的《保富法》记载了这样的事实：曾国藩、林则徐、左宗棠等为官清廉的人，其后代多数是人才。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如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几十年后，他们家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

 

“与宜多，取宜少”则告诉我们要多给与而少索取。我们中国人讲“礼尚往来”。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别人送礼给我们，最好要清楚对方给我多少，我应该回报他多少。当回馈他礼物的时候，要在他礼物的基础上，再多加一点送还给他。给别人的多，向别人索取的少，这是中国人的厚道。别人给我们的恩德，我们绝对不能忘记。要报恩，要加倍偿还。

 

如果我们是家庭、家族的一员，家族在分东西，我们要少拿一点，多留一些给别人。当亲戚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不吝啬地出钱出力帮助他们。当人有这种礼让、照顾别人的态度，家族的风气就和谐，整个家族会兴旺。要是家人之间喜欢争夺，家就会不祥，纵有家财万贯也会败丧掉。

 

汉朝的薛包，他的弟弟和侄儿要求分家。他就把老的佣人分给自己，说：“这班年老的人，和我一同做事已有许多年，你们恐怕使唤不便。”又把荒芜的田地、破旧的房屋分给了自己，说：“这些都是我幼小时候所治理过的，在我的心里有一种特别感情。”又把破旧的日用器具分给了自己，说：“这都是我从前用惯，吃惯了的。”把新的好的都分给了弟弟侄儿。后来弟侄们把家产败光了，薛包又时常去救济他们。

 

五代时期的张士选，从小父母就过世了。后来他叔叔对他说：“你是你父亲的独生儿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应当将家产一分为二，你一份，我一份。今后你有了家产，就可以自己成家立业了。”张士选十分惊异说：“叔父，您有七个儿子，这怎么行呢？应为分为八份，我们兄弟八人每人一份。”叔叔听完张士选的话自然不同意，但是张士选也不赞成叔叔的提议，最终这件事就只能放在一边，分家之事只得作罢。同年，张士选进京赶考。一位相士指着张士选说：“今年高中状元的，一定是这位少年。作文章的事情我不懂，但这位少年脸上充满积了大阴德的气象，所以我敢断定他必中状元。”张士选果然中了状元。

 

和朋友合资做生意也是同样的道理，宁愿自己少拿一点，多让利给别人，这样朋友之间的交情就深厚。管仲年轻时家里很穷，和鲍叔牙一起投资做生意。本钱几乎都是鲍叔牙拿出来的，可是当赚了钱以后，管仲却拿得比鲍叔牙还多。鲍叔牙的随从看了不服气，鲍叔牙就说：“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是我同意他多拿一点的。”管仲知道后非常感激鲍叔牙。

 

如果我们不是什么富有的人，在给人打工，也应该注重多付出而少谈报酬。做事的时候宁愿多做一点而不计较工资的高低，这样的人是厚道的人。

 

如果我们是富有的人，是一个企业家，那么就要多为员工的利益着想，多让利给员工，除此之外还要懂得多布施，承担社会责任。管理企业和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国家宁可有偷盗国家财产的大臣，也比有为国家聚敛财富的大臣好。因为聚敛财富，伤害的是人民的利益。这就是告诉我们领导人要懂得让利于民。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也要懂得多思考如何让员工获取更多利益。处处为员工着想，员工就会更加愿意为企业付出，企业才能良性发展。《大学》说：“财散则民聚。”散掉钱财，得到的是民心。孟尝君毫不计较地照顾冯谖的衣食住行，所以感得冯谖真心地为他出谋划策。冯谖到了薛地收债，就以孟尝君的名义把债券都烧了，民众欢呼鼓舞。后来孟尝君避难到薛，民众感恩戴德夹道欢迎。

 

事实上命里有的财产，就算布施出去，终归还是命里所有，是不会失去的。而且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真诚地多布施会让自己更加富有。如果为富不仁，一毛不拔，那么自己的事业终将衰败。《保富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江西的周翁怒气勃勃的指责萧家，因为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止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

 

如果我们是国家大臣或单位高管，则应该一心为公，事事以公家利益为先而不谋取自己的私利。能够忠诚地辅佐上级领导，帮助他为人民群众谋福利就是一心为公。春秋时期楚国的斗子文当上令尹后就对楚成王说：“国家之祸，都是因君弱臣强导致的。建议百官世禄田邑的收入都要交一部分给国家。”成王传令百官遵行。子文以身垂范，将家产尽数捐出。他又动员斗氏家族带头响应。于是国家财力大增。子文又注意选贤任能，强化军队治理。斗子文曾三次辞去令尹，家中无一日储粮，这都是体恤百姓的缘故。成王听说子文吃了上顿没下顿，每天上朝时特意为他准备一束肉干、一袋粮食送给他，以至后来国君准备肉食朝赠令尹成为惯例。成王每次要增加子文的俸禄，子文就选择辞官逃避，成王只得放弃。有人对子文说：人生不就是为了追求财富吗，你却选择逃避，这是为什么呢？子文回答说：“从政做官的本意是在保护民众。眼下民众还很贫困，我若利用职位去谋取财富，就离死不远了。我这是在逃避死亡，并非逃避财富啊。”子文可谓是“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的典范。

 

然而为百姓谋福利也要注重存心和动机。齐国大夫田乞在向百姓征收赋税的时候采用小斗收，青黄不接时往外借给百姓粮食却用大斗出，收回的时候依然用小斗。时间长了之后，百姓都对他感恩戴德。对比那些脑满肥肠、横征暴敛的大臣，田乞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晏子却看穿了田乞的真实用意。他私下里对晋国的叔向说：“将来齐国的政权一定会归于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人民群众爱戴他。”田乞损公却不直接肥私，而是在行使公职的时候为自己收买民心，行善积德的背后隐藏的是窃国的野心。几代人之后，田乞的后代田和向周天子请封，要求立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准许。田氏从此代替姜姓成为齐国的诸侯。这种为谋逆篡位而施惠于人民的行为是内心的欲望在主宰，而并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春秋时期就是乱臣贼子太多，天下才越来越乱。人们不再讲仁义道德而喜欢用武力和权谋谋取利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天下进入了更乱的时代，致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施与别人时注意自己的动机，也是“贵分晓”的体现。比如我向别人施与，是真正为了帮助他，还是为了讨好他？最终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都要细细地去观照。

 

季孙氏做鲁国的宰相时，孔子的弟子子路任其封地郈的县令。鲁国发动百姓挖长沟，子路见百姓辛苦劳累很是不忍，于是拿私人的俸粮做成稀饭，邀请挖沟的人到路边来吃。孔子听说这件事，立刻派子贡去倒掉他的稀饭，打碎他盛饭的器皿。子路义愤填膺冲到孔子面前问：“夫子难道不想让我实施仁爱吗？”夫子说：“你擅自去对季孙氏封地的百姓实施仁爱，不是在侵犯宰相的权力吗？就算是施爱，也是要遵守礼数和规则。”

 

所以布施也要有智慧，不能好心而做了坏事。像有的人接受布施反而会增长贪婪、懒惰和傲慢，那么我们就不能盲目地去布施给他，要用智慧去处事。这也是“贵分晓”的精神。索取，接受别人的馈赠也一样，要懂得分辨，考虑到会造成的影响。鲁国定有一种法律，凡是鲁国人被别的国家抓去做奴隶，若有人肯出钱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孔子的学生子贡很有钱，虽然也替人赎回被抓去的人回来，却不肯接受鲁国的赏金。他不肯接受赏金，纯粹是帮助他人，本意是很好。但是孔子听到之后，很不高兴地说：“这件事子贡做错了，凡是圣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做了以后，能把风俗变好；可以教训，引导百姓做好人，这种事才可以做；不是单单为了自己觉得爽快称心。现在鲁国富有的人少，穷苦的人多，若是受了赏金就算是贪财，那么不肯受贪财之名的人，和钱不多的人就不肯去赎人了。一定要很有钱的人，才会去赎人。如果这样的话，恐怕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人向诸侯赎人了。”子路看见一个人，跌在水里，把他救了上来。那个人就送一只牛来答谢子路，子路就接受了。孔子知道了，很欣慰的说："从今以后，鲁国就会有很多人，自动到深水大河中去救人了。"

 

布施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治我们的贪婪之心，所以我们布施能够无所求，不求别人感恩和赞美，也不求福报就更好。多布施，不计较地去布施，久而久之悭贪之心就淡化了。《了凡四训》说：真正明白道理的人，什么都肯舍；譬如自己身上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念头，没有一样不肯舍掉。若是不能什么都舍，那就先从钱财上着手布施。世间人都把穿衣吃饭，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因此，钱财上的布施也最为重要；如果我能够痛痛快快地施舍钱财；对内而言，可以破除我小器的毛病；对外而言，则可救济别人的急难。不过钱财不易看破，起初做起来，难免会有一些勉强，只要舍惯了，心中自然安逸，也就没有什么舍不得了。这是最容易消除自己的贪念私心，也可以除掉自己对钱财的执著与吝啬。

 

“取宜少”，少向别人索取，也有帮助自己提升德行的作用。特别是帮助我们“养廉”。我们刚开始服务别人，那种热诚、关怀的初发心非常的勇猛。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别人给我们表扬、供养，我们就退转了，贪念起来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初心就得懂得节俭。不管帮助的人有多少都不忘初心，还是过着物质生活最基础的水平。付出的不要计较，索取则要知道节制，才不至于在行善的过程当中，被这些赞叹、名利冲昏了脑袋，这样才能真正的泛爱众。

 

向别人索取得少，最好不向人索取，是不求人。古人讲“登天难，求人更难”。人情有时候很薄，向人家索取，人家未必会理，你自己就生烦恼了，甚至会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苦恼怎么来的？向外攀求就会有苦恼，一个人真正能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就得大自在了。“人到无求品自高”，观察一个人的品格修养，就看他有没有“求”的心。真正君子，淡泊名利，于功名富贵一无所求，所求的是道。“君子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所忧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不能增长，不能为社会奉献，不能够帮助社会推广圣贤教育，来达到安定和谐。忧国、忧民、忧道，是君子所忧的。取的少，欲望很少，没有攀缘的心，品格高尚，因此他就刚强。古人云“无欲则刚”。毅力、志气很刚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困难、诱惑都难不倒他，都不能够阻碍他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