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仗势强逼别人服从，对方难免口服心不服；唯有以理服人，别人才会心悦诚服而没有怨言。

 

我们跟别人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如果用强势去压迫别人，别人虽然不敢说什么了，但是心里憋屈，怨恨。令别人内心苦闷，这种做法不是爱的表现。如果心里有爱，首先考虑的是要用道理去说服对方。对方如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但心里好受，也得到了教诲而有所进步。其实只要略有良知的人，知道自己理亏的时候也会表现出惭愧。

 

春秋时期鲁国和齐国在夹谷会盟。齐国一方表现得相当不友好，打算让莱人以兵劫持鲁侯。会盟中齐国方面请奏“四方之乐”，数十名莱人手持各类兵器鼓噪而上，意在伺机行事。孔子见状，立即飞身登台，义正辞严质问齐君：“两国之君友好相见，您让莱人手持兵器来捣乱，这大概不是齐君对待诸侯的所作所为吧？周边不谋中原，夷狄不乱华夏，臣虏不犯盟会，兵器不逼友好，如果这样做了，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有亏，于人为失礼，您一定不会出此下策吧？”齐景公觉得理亏，无法回答，连忙命莱人退下。齐国方面并不善罢甘休，接着又奏“宫中之乐”，一些倡优、侏儒纷纷登台表演。孔子以为无礼之甚，斥责其为荧惑诸侯，命令依法惩处。齐景公深深触动，知道自己在道理上不如对方，回国之后告诉他的大臣们说：“鲁国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却仅拿夷狄的办法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这该怎办呢？”主管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向人家道歉认错；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谢罪。您如果痛心，就用具体行动来表示道歉吧。”于是齐景公就退还了从前所侵夺的鲁国郓、汶阳、龟阴的土地，以此来向鲁国道歉并悔过。

 

能够用道理折服别人的人，必定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如果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违背道义的，那么无论如何在道理上都说不通，又如何让别人心悦诚服呢？周厉王宠信荣夷公，实行“专利”的政策，霸占了一切湖泊、河流，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以此勒索财物。周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厉王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卫巫为了讨好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察听。那批人还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便诬告。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交换了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召公劝谏说：“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厉王不听，暴政越来越厉害，过了三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忙逃命，到彘地避难去了。

 

可见实行“专利”是违背道义的，利是天地所载的万物生出来的。天地万物之利，天地间之人皆应有之，怎能一人专而有之？我们当今也有把全世界的粮食种子占为己有的行为，这比当初周厉王的“专利”政策可怕何止千百倍。他们采用的手段就是转基因。转基因种子一旦大面积种植，就会出现严重的基因污染，自然物种被污染以后也会变成转基因物种。这样下去，以后农民无论种什么都要付专利费，那么全世界的粮食种子就掌握在少数的几个转基因公司手里了。当有科学家发表论文证明转基因食物不利于人类健康的时候，转基因利益集团就会通过贿赂、对政府监管部门进行渗透、控制媒体舆论、雇佣大量枪手等各种手段迫使科学杂志社将该论文撤稿。事实上证明转基因不利健康的科学研究多不胜数，转基因利益集团就会说，这些研究都是发表在“野鸡杂志”上的（事实上并非如此），不足为据。讽刺的是那些认为转基因无害于健康的论文基本上很少有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的，连提交给监管部门的一些实验都是转基因公司自己做的。至于普通民众质疑转基因食物，转基因打手就会说：“你们不懂科学，没有任何资格讨论转基因，只能听权威部门的话。”所谓的“权威部门”，就是一些有腐败嫌疑的监管部门，如果是提出转基因有问题的权威部门，则会直接被他们无视或刻意诋毁。如果偶尔有一些人会讲道理，能提出科学证据，转基因打手就会使出他们拿手的手段：谩骂、人身攻击、网络暴力等等。“势服人”在转基因推广者使用的手段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推广转基因本来就是违背道义，违背道理的，他们除了用欺骗，还有用强势来压迫别人，还能有什么办法？这也是转基因为什么一直名声很臭的原因，因为用强势永远也不能得到人们的真正认同。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我们有理的时候也不能盛气凌人，虽然有理，但态度不好，别人心里也会难受，不一定就会接受这个道理。得理须饶人，要顾及对方的感受，保持对对方的尊重，绝对不应该在内心轻视对方，这才是君子之风。

 

人民是厌恶强势压迫的，而能够顺应真理的措施则会得到人民的拥戴。《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是合乎道理的。所以圣贤人更加推崇用礼乐，而不是刑罚来治国。孔子刚刚接手中都的时候，中都是一幅破败的景象。游民多、乞丐多、盗贼多，社会风气也很败坏，妇人骄奢，女人失节。在孔子担任中都宰之后，推行礼乐教化，让大家都学礼，凡是饮食起居都有礼的要求。制定了很多养生丧死的礼节规矩，让大家每一天的生活言行都有礼的要求；对原有的书吏差役进行教育，还以仁德教民改良地方的风气；设立乡校，让少年入乡校读书，从小开始进行礼的教化；还提倡节俭，革除奢侈的恶习。不到一年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后人赞叹说：“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器不雕伪，行之一年，四方则焉。”后来鲁定公就把孔子调回国升任司空。孔夫子准备离开中都的时候，老百姓倾城相送，东门外十里人巷，人们排着长队，恋恋不舍地含着泪和孔子道别。人民心里是真的服气，真的感恩戴德。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奖励耕织和战斗，采用严苛的刑罚。变法后赋税沉重，徭役兵役繁多，执行中更是苛刻，动辄断肢、砍脚、族株、连坐。商鞅之法下的秦国，老百姓长期生活在高压政治之下，失去自由的人民，没有了精神和灵魂，成为冷冰冰的战斗机器。而稍不小心，说一句话，见一个人，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特别是恐怖的“连坐”制度，很难保证没有人不触犯法律。如此高压政治之下，秦人几乎崩溃。秦惠文王继承王位的时候，商鞅失势，为了保全性命而逃走，到了函谷关，准备出城却被守关军士拦住，说道：“商君有令，凡黄昏后非公事严禁出城。”商鞅无奈到一小旅店投宿，店主让他出示身份证明，只能说没有，店小二说：“商君新法规定，严禁收留不能提供身份证明的客人，违者杀无赦。我实在是不敢留您住宿呀！”商鞅叹道：“我这是作法自毙，自害其身啊！”无奈的商鞅，最终被擒拿。未几，就被押到闹市口五牛分尸了。其肉在刹那间就被百姓抢夺一空，百姓争相食啖其肉。后来刘邦攻入咸阳，“约法三章”的时候，秦国的老百姓唯刘邦是尊，生怕他不当“关中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罚”，一句话废除了秦国各种各样的酷刑，秦国人箪食壶浆，以迎刘邦。

 

用道德、礼乐来治国，首先是肯定每个人都拥有本性本善，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好人；用法律、刑罚来治国，是怀疑人，不相信人能够成为好人，像对待动物一样去对待人，这是不合乎道理的。用这两种不同的理念治国效果截然不同。孔夫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夫子的学生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期问捕鱼者为何如此，捕渔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贱不让人捕取小鱼。”通过捕鱼者的行为，可以看出，子贱把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挥到极致。用道德、礼乐来教化百姓，百姓感化，故不忍心欺骗领导人，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虽然迅速强盛起来，但这种强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统一中国后，秦朝十五年就灭亡了。而周朝是几代人的孝悌精神所奠定的。周公制礼作乐，使得天下大治。成康之治的时候人们安居乐业，天下间的刑罚都废弃不用达四十多年。周朝享国八百多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朝代。

 

这种道理是永远不会变的，在我们当代依然得到验证。海口监狱的相关负责人发现，很多囚犯接受劳改被释放之后，不久后又被抓进来了。因为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忏悔。当中华传统文化引进监狱，负责人和民警以身作则先学习传统文化，再以此教育服刑人员，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力量和感化作用很快就显现了出来。民警欣喜地发现，服刑人员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后，对待服刑改造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因判刑入狱产生的负面情绪和消极心态，得到了有效缓解，而且消除了对民警的抵触和敌意，对家人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一位劳教人员在感悟中写道：“以前要是懂得这些就好了，省得犯罪，我现在懂得自己入狱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是《弟子规》让我清醒，让我知道人要有恩义、情义、道义。我要趁双亲在世弥补我的过失。”不少服刑人员学了《弟子规》以后，忏悔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恶，感到对不起父母。他们的内心真正发生了改变，从此改过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