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论语》讲的，「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只要我们有为自己想，这个就往小人路上走，自私自利就会开始扩展，最后就会危及到团体的利益。所以我们的第一念都是为自己，很有可能以后就会做出小人的行为;我们又是领导者，我们一自私，我们带的人统统都学到这个态度。「其为祸深矣」，因为态度跟小人相应之后，会形成风气。清朝乾隆皇帝用了和珅，和珅所带动的负面风气，可能根本扭转不过来。所以，清朝从乾隆以后慢慢就垮下来了。「其为祸深矣」，从明朝的严嵩、清朝的和珅，这句话都可以证明。所以位置愈高，他假如傲慢，他假如强势，他假如贪欲，这很可能到时候连扭转都扭转不过来，你让他形成风气了就很难。所以古人对於风俗、风气特别敏感，一有徵兆就要赶快，形成气候大难大难，甚至都要伤筋动骨了。所以古人都是慎於始，都是防微杜渐，不是没有道理。所以这一段是君子「所审者三」。

接著管仲又分析到，「君之所慎者四」。前面这三个治乱之原，后面慎重的这四个重点，其实跟「任使」非常有关，就是任用人，任用错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常大。我们看一下举的，「一曰大位不至仁，不可授国柄」。在《管子》的原文是用「大德不至仁」，所以这个「位」作德。就是这个人他也很重视修行，修养自己的德行，他也标榜自己的德行，但是你要慎重去评估，他真的有这样的圣德吗?假如没有，他就德不配位，你又用了他，他德又不配位，你又把国家最重要的位置给他。比方说给他宰相的位置，那他根本那个德是虚的不是实的，他又有私欲，最后他一个宰相就用他的人脉，用他的亲戚朋友，最后整个朝廷就完蛋了。这个在历代都有这个现象。所以「不可授国柄」，你不能给他部长，太高的位置;在没有确认这个人的德行以前，不能把重要的位置给他。你看很多，一个省、一个直辖市，那所治理的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老百姓，他一贪污，那是吓死人，那影响的面太多了。

「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一个人见到贤德之人不能礼让，甚至不能把位子让给他，那这样的人，你不可以给他尊贵的职位。因为一个人的职位愈高，他最重要工作之一，排在第一位是什么?举贤才。你看宋朝那个官帽，大家看过《包青天》没有?那帽子是什么?前面低后面高，那个帽子叫「举贤帽」。看一个官员他的功绩，他治理的成绩，看什么?看他推荐的人才有多少，那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从汉朝以后叫「举孝廉」，孝就有德，廉就不贪污，他举的真正孝廉愈多，那国家就有人才。所以帽子都在表一个为官者，第一个位置就是举人才。但是他会嫉妒人才，严重的还会陷害人才，你给他愈尊的位置作乱愈大。李斯害了韩非，赵高这些人都很会害人，所以国家就完蛋了。这个都是整个国家安危的关键。

「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他惩罚不公平，自己的人都不惩罚，然后有权势的人他都讨好，也不公平，都特殊待遇，都不处罚。那整个军队不平，最后军队会作乱，反他，那就完蛋了，所以他不能做主帅，他心不公平。「不平则鸣」，平才能安，安才能乐。公才能平，平才能安，安才能乐，所以叫公平安乐，互为因果。这个就要观察，他当主管的人，他假如都用听他话的、都用跟他关系好的，铁定出事。因为他心已经不公，他爱憎很强烈，喜欢的他就用，讲话他不高兴的，他就避开他，哪怕他讲得很有道理，他也不用。这个不可以使主兵。

明朝有一个名将叫戚继光，日本那时候倭寇作乱，他是名将，他当主将。他的舅舅在他的军队里面，结果他的舅舅很嚣张，犯错，戚继光怎么办?包庇自己的亲人，他不是失信於整个军队吗?他还怎么带兵!所以马上打了他舅舅几十板。打，不打不行，不能立威。带军队是大事，军队一乱，假如外患来侵略，国家的损失就不得了，打!所以有一些事不容易做，还要顾及人情事理，合情、合理、合法。所以这个「义」不容易。《论语》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一个君子他立身处世，他负责任务表现出来是什么?他的本质，义。不只忠义、道义，他处理事情也合情、合理、合法。「礼以行之」，这个「礼」体现在哪?组织伦常。他很注重整个团体组织的运作，他不会官位大，不尊重底下的高层干部、中层干部、基层干部，他还是尊重他。守礼就是守伦常，他不会越级去行使他的命令。你一越级，底下的干部就很受伤，觉得你不尊重，甚至会产生，觉得你不信任他，这样对团体的人和就会有很大的损伤。所以伦常重要，这个礼敬的态度很重要。「孙以出之」，表现出来谦虚、谦和，很重要。谦虚，他能听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谦虚、谦退，让人如沐春风，不会以一种地位去压别人。这个对人和就很关键。谦虚，人与人才能和睦。不然跟他相处的人，压力都会很大，动不动就要骂人、就要指责人。他底下的人做事很有压力，为什么?动辄得咎，好像一做什么就要被他骂了。所以这里带团体「无求备於一人」，这个也是《论语》里面讲的，让我们领导者不要苛刻。其实要严以律己，而不是严责於他人，这个与圣贤教诲刚好就颠倒。「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文章摘录自《群书治要360》蔡礼旭老师讲述